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大清帝国独自发展的道路，把中国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有识之士纷纷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反思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的基础上筹划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路径，掀起了旷日持久并对以后的时代仍旧有深远影响的“中西体用”之争或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战。然而，甘心做学生的中国并没有博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青睐，相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资本主义列强所打断。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重新启动了结合中国实际而独特探索中国现代性模式的伟大工程。反思建国以来的现代性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现代性模式的曲折探索阶段，从1950年到1978年；第二阶段是现代性模式的转轨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第三阶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开始，是探索根本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新阶段。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模式的探索 第一阶段对现代性模式的探索主要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由于处于冷战时期，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被开除“球籍”，不成为别国附庸，现代性和现代化被赋予了新的、不同的含义，那就是赶超西方，特别是西方的工业。为此，我们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在产业结构上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第一阶段，中国的发展模式虽然也借鉴了苏联模式的特点，但并没有照搬照抄苏联模式，而是以苏为鉴，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但毕竟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刚刚开始，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又存在一些困惑、彷徨。 第一、对商品经济认识的彷徨。 根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未来社会是没有市场、商品的。马克思认为，市场是非理性的，市场竞争会导致两极分化，导致经济危机，使生产力遭受极大的破坏。在建国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强调得不够，没有看到市场经济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认为社会主义与按劳分配、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是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商品经济是以价值规律起作用的，体现的是工具理性，市场的激烈竞争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产生不平等现象，会产生“资本主义的鬼”，会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由此，他把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平均主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试图废除商品经济，实行统购统销和供给制，并在60年代把“三自一包”（即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等措施斥之为“资本主义的复辟”。虽然在一段时间中，毛泽东也认识到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他甚至认为商品的范围不能仅限于消费资料，还应该包括部分生产资料。但这种正确的认识并没有得到坚持和贯彻。 第二，在引进科学技术和坚持独立自主以及对待知识分子上的困惑。 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建国前是有一定清醒认识的。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根据我国“一穷二白”的国情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并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方面，毛泽东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强调我们现在不但要进行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还要进行“技术革命”，工业生产要实现从手工业生产到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转变。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还说现在要来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试图通过技术的革命来实现经济的大跃进。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遏制，由于主导思想上长期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担心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会导致对外国的依赖，学习外国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被斥之为“引进资本主义”，毛泽东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号召没能得到贯彻，而实行独立自主、闭关自守的政策。 关于技术革命的问题，毛泽东也认识到必须依靠依靠知识分子，要用先进的知识改造、支援落后的农村，并在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承认知识分子深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应该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和再改造，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上，他主张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以建设社会主义。他说：“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在1957年3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还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政策，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由此，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要求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接受思想改造，走工农结合道路，为祖国建设作贡献。但60年代后，由于国际斗争的影响，以及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夸大，毛泽东认为党内出现了特权阶层，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的代表已经占领了文化部门的意识形态阵地，所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试图让广大劳动人民在斗争中得到提高、觉醒，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也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一批知识分子由技术革命的先锋沦为“臭老九”，在反右扩大化和“文革”中遭到批斗、迫害。 第三，在文化问题上的困惑。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的很多认识都是充满睿智的，比如，他强调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文化应该为社会主义服务，建立民族的、科学、大众的文化。但是，在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上存在困惑。这主要体现在对《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思想中的第二个决裂的曲解，断章取义。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传统的观念”并不泛指所有的传统观念，而是特指在“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即私有制基础上产生、又为私有制辩护的剥削阶级观念。由于这种曲解，中国掀起了一场反对传统文化的大批判运动。传统文化被简单地当作腐朽、专制、黑暗、落后的文化，吃人的文化，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对立起来了，割裂开来了，走向了文化虚无主义。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成熟的，摇摆不定的，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虽然他对苏联教科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经济决定论的不满，具有合理的因素，但他对中国生产力和技术水平落后估计不足，忽视了经济规律的制约作用，过于强调了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倚重普通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试图以群众性的运动来实现经济的大跃进。虽然他看到商品经济的消极作用，追求平等的价值理性，但他对商品经济在发挥工具理性上的重要作用不够重视。虽然他强调技术革命要依赖知识分子，但他更偏重于从价值理性、阶级出身上对问题进行思考，更强调“红”，更强调“政治”。不过，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虽然语言比较尖锐、尖刻，但道理却十分深刻并充满睿智和远见，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列强环视的情况下，新生的中国采取追赶战略是无可非议的。而在不能以海外掠夺、圈地运动换取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情况下，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强调高积累、低消费，在产业结构上要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都是最为合理、明智的选择。但是，由于过分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忽视了环境的成本，忽视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方针指导下，毫无节制的、宏大的、采取群众运动形式的社会工程使资源出现了巨大的浪费，森林、草原面积锐减，土地沙漠化严重，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当然，不能否认，建国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首先，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以后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工业的发展和工业体系的健全，使中国摆脱了苏联对中国农业国的安排，避免了成为苏联附庸的命运，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全球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全面依赖。在科学技术方面，恰恰是在“文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其次，我们也有一些保护环境、治理环境的举措，兴修了一大批惠泽后人的水利工程，治理了几千年来都没有治好的黄河水灾问题，甚至比较早地在利用沼气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上进行了探索。 再次，对民众进行了组织、发动、教育，增强了自主、自我意识，抑制了官僚主义。毛泽东同志充分认识到民众的伟大作用，坚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方针，动员了最广大的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热潮。建国以来，中国在一无资本、二无外援（苏联支援了一些，又加倍要回去了）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万众一心，在于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于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而不是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防止工业发展中官僚主义滋长以及知识分子贵族化的问题，并充分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法权、官僚主义作斗争，主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固然，斗争采取大民主、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破坏性，但发动民众的积极意义却是不容否认的，而这一点却是今天的反腐败斗争最为缺乏的。 最后，最大的成就，也是经常被人忽视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是毛泽东同志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强调社会发展。一方面，毛泽东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发展工业化、现代化，没有工业化、现代化就要挨打，中国社会主义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中华民族就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高度积累以发展工业将要牺牲农民的利益这一严峻问题。工业化发展的两难使心系广大劳动人民的毛泽东同志想法设法减少发展的代价，全力建设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公正。我们建国以来其实一直是两条腿走路的，一个是工业发展，一个是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就是办教育、养老、搞社会公共福利和公共基础设施。而在当时条件那么差，又需要高积累的情况下，方方面面勒紧裤腰带的时候，我们在社会发展方面，在医疗、养老、教育方面却那么舍得投入，今天看来这依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有关数据表明，自1949年以来，基础教育都得到高度重视，甚至在“文革”时期我国的中小校教育规模也一直呈扩大趋势，识字率和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以比较高的文化素质吸引了更多的发达国家在中国投资办厂打下了基础。 另外，在“文革”中，中国外交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不容质疑的，毛泽东推动的乒乓外交使世界风云突变，中国的外交形势豁然开朗。种种成就表明，全面否定“文革”并从而全面否定毛泽东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也是与《建国以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相背离的。 从总体上说，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所探索的现代性模式与西方现代性模式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对内废除了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平等，从根本上避免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代价：疾病、失地、贫富严重分化、内战；对外没有殖民掠夺，完全靠自力更生，而且还尽可能地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国内学者汪晖所说，中国的现代性是“反现代的现代性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追赶战略的主导下，过分追求工业的高速发展，大力开发资源，致使资源、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明显违背了马克思所说的“靠消耗最小的力量”的原则，在这个方面上又和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具有相同之处。当然，相异无疑多于相同。 二、 转轨阶段现代性模式探索的转折
第二个阶段的转轨期追赶战略主要是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领导的，其发展目标是追求经济高增长，实现2000年GDP翻两番。这一阶段的发展模式基本上仍是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由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第二代领导人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现代性模式的探索进入了一个转折阶段。 第一，逐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立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标，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时，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胆魄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理论，突破了长期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把计划和市场都视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据此，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仔细研究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可以发现，它蕴涵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辩证关系的深刻见解，是对韦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价值理性、把市场经济等同与工具理性的修正，也是对马克思把计划经济当作工具理性的回归。在马克思看来，计划是避免市场浪费资源、破坏生产力的非理性行为而进行的规划，是由自由人的联合体依据理性能力对生产进行规划，是一种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的、符合形式理性的行为。把计划和市场当作经济手段，这就把计划和市场从社会基本经济范畴中区分出来。这一区分实质上包含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这就是说，计划和市场仅仅是工具理性的表现，它本身不具有价值理性的内容，所以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市场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后者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是否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的成果是否惠及人民，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价值追求上的本质区别。很显然，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设想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当然，邓小平同志对于市场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也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他在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还适时地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并强调如果导致了两极分化就说明社会主义失败了。这就是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是手段，公平才是目的。只有公平才真正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第二，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闭关锁国是旧中国落后的重大原因，对外开放是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他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很显然，这里的起点是高起点。他甚至还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没有对外开放，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中国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只能在西方国家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而且，没有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就是不够格的。另外，他深刻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及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崭新论断，强调了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在1995年适时地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 第三，批判继承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设两个文明。随着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的确立，文化领域重新恢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批判继承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另外，在强调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强调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促进全民族教育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人才。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对全球新增GDP的贡献由1980～1990年的12.25%（第二位），上升到27.09%，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国则由1980～1990年的21.25%（第一位），退居到20.99%，居世界第二位。就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来说，1990～2002年期间，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率为14.92%，相当于世界、美国、德国和日本同期贸易增长率的2～4倍之间，中国对世界新增出口贸易额的贡献率为7.66%，仅次于美国的9.87%和德国的9.55%。就对全球减贫的贡献来说，据2003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按照中国国家贫困线，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7%，至1985年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1990年减少了4000万；1990～2002年期间又减少了5680万，2002年农村还有贫困人口2820万，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中国对全人类发展和减少贫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扭转了世界历史上过去五十多年来贫困人口一直上升的趋势。 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际工作中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只要GDP的增长，忽视了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由于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解为效率第一、公平第二，甚至公平可有可无，以至忽视了公平问题，加剧了贫富分化、城乡分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由于把市场经济的趋利准则泛化为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准则，或者以为物质文明的发展会自然带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提高，而忽视了经济生活中必需的责任伦理、法治意识，忽视了社会生活领域不同的价值追求，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致使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抬头，伦理道德标准受到巨大的冲击。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了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在精神文明强调不够的情况下，科学主义大张其道，而人文主义因为不能够直接实现经济价值而有所忽视，人文学科被斥之为不求实际、夸夸其谈而遭到轻视，致使人才片面发展。所有这些消极作用，都在吞噬着经济建设的成果，危及着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是我们进一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毋庸否认，中国第二阶段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有很多相同之处。二者都推行市场经济，而且中国市场经济也产生了西方现代性模式曾经出现的后果，即导致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人的片面发展、伦理道德的衰落。但是，同样不可否认，中国的现代性模式也有自己的特色，中国逐步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现代性建设所需的资金并不是殖民掠夺而来的，而是对外开放引进的。而且，中国强调对外开放，强调要实行市场经济，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并没有像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那样完全采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完全实行贸易自由化、市场化。华盛顿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政府失灵的回应，但矫枉过正了。中国虽然在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浪潮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根本目标，但是“中国并没有简单地进行自由化和开放，而是把市场轨和计划轨相结合，它依靠乡镇企业而非私营企业，它实行经济特区而非全面贸易自由化。” 中国始终强调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并建立一种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省会开放城市的辐射型开放格局。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广袤的大陆国家，有着巨大的人口，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使得中国经济无论是承受力、还是消化力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另外，中国始终强调并通过各种措施极力维护政治稳定，这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健康的环境。正如国际著名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所说，正是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雷默把中国这种成功的经验或模式归纳为“北京共识”。 三、十六大以来对超越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新探索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资源能源紧缺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思想的差异性和多元化的问题，等等，也日益严峻复杂并亟待解决。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影响到我们的生存环境，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影响到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中国的强大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的巨大消耗，散布 “中国威胁论”，并煽动一些国家采取种种政策来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的复兴。所以，无论是为了解决国内的进一步发展问题，还是为了应对“中国威胁论”，中国都有必要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战略。由于国内、国际资源的有限性，由于全球资源已经基本上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不管愿意不愿意，已经轮不到我们去侵略了，甚至轮不到我们去殖民，连移民也不行。”很显然，对内靠拼消耗去搞掠夺式经营，对外以侵略扩张、战争为补充的西方现代性模式是不可能的，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不允许的。而且，在全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复兴，相反，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阻碍中国的复兴。为了掌握战略主动权而不受人以柄，在发展问题上也不能以破坏环境、拉大社会差距为代价。否则，中国的发展越是以破坏环境、破坏和谐、拉大社会差距为代价，发达国家就越是有理由来阻碍中国的复兴。 因此，要超越对内掠夺资源、对外扩张的西方现代性发展模式，消除市场化的消极影响，解决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东西部关系问题、环境问题、城乡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问题、效率与公平问题，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当前第三阶段的新的发展战略，是对国内外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新形势挑战的应对，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模式的超越。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发展战略，在主张工业化及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上，并未根本超越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第二阶段的发展战略，从其结果来说，在某些方面甚至同样具有西方现代性的消极结果。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来说，都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根本超越，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替代。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重复西方的对内掠夺、对外扩张的道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实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坚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对外主张各民族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共同繁荣，共建和谐世界。“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就新在一个‘和’字上，我国所坚持的发展道路，对外是和平发展，而不是靠武力扩张去掠夺别国资源；对内是和谐发展，而不是靠拼消耗去搞掠夺式经营。”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统领全党全局的指导思想，必须以此来重新审视、构建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确立与此相适应的时代观、市场经济观、权力观、政绩观、人才观、文化观、道德观、战争观。关于发展问题，最根本的是如何发展、以什么理论来指导发展，以及达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解决的是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而其目标则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现在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是为了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其最近的目标则是为了在新世纪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它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期目标、建设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是一致的。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五个统筹，坚持共同富裕，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坚持公平优先，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也就是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达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鲜明地指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摈弃西方少数人民主的虚伪性；必须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克服西方社会尖锐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现象；实现公民的诚信友爱、团结互助，克服西方国家理性化导致道德和价值的衰落；通过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来激发活力、提高效率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取得相对于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速度；实现国家的稳定，控制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取得相比资本主义暴力泛滥、犯罪率上升的优势；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反对对自然的野蛮的掠夺和破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无疑，这一切都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的畸形发展、社会的两极分化、环境破坏掠夺的超越，是对西方现代性病症的解决。简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个方面的特征、新农村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的“新”之所在，是“中国模式”的新体现，是现代性模式的新探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导思想的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观。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对内要坚持和谐发展，而且对外也要坚持和平崛起，共建和谐世界，二者互相促进。2005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向全世界郑重提出了“共建和谐世界”的理念，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的情形下，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潮流，共建和谐世界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利益需要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战略方针，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随着全球化所推动的世界各国联系的日益密切，全球发展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趋势，世界各国的命运日益休戚与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国际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跨国性问题仍然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和跨国性，使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全球的紧密联系决定了霸权主义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国际争端、保证稳定的全球秩序，对全球问题只能实行全球治理的方针，任何单个国家都不能主宰全球命运。世界各国只有联合起来，共建和谐世界，通过和平的手段，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才能共同治理全球问题，促进协调、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共建和谐世界”是从“世界”、“天下”的角度观察世界，它旨在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天下体系”；其方法论上采取的整体主义使它优越于所有以美国、欧洲为中心观察世界、旨在继续维护本地区或本国霸权的新帝国构想。 当然，“共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发挥大国作用，承担大国责任的体现，是中国针对全球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提出的替代方案。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全球两极分化的严峻形势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全球化游戏规则、操控重大国际组织的格局下，发展中国家无疑处于劣势、弱势地位。中国虽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战略利益从整体上相比于3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时并无多大改变，仍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说，“资本主义制造的两极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缺乏人道，并会极速递膨胀。面对这个暴行的挑战，社会主义有责任提出一种全球化替代方案，也就是可获得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全球化并赋予它人道的、世界主义特点的方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国，针对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明确策略，这表明中国愿意承担大国的责任。共建和谐世界是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南北、东西矛盾的最佳方案。“共建和谐世界”是对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新观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深化，是继毛泽东同志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以来对全球发展战略的新思考。如果说，“三个世界”理论改变了世界的话，“共建和谐世界”也必将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必须明确，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冲突仍然此起彼伏，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和谐世界”并不是现状，而是我们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要追求的一种目标。 总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领导人在探索、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在超越西方的现代性模式上进行艰苦的探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根本超越，对社会主义本质规律、发展道路的把握上达到一个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局面。 |
陈志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