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刻变革”特性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中国的奇迹”，但在国内外格局发展重大转折的背景下，中国以投资-出口主导、传统制造业驱动、要素密集使用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显露出内在缺陷，中国要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视为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集中体现了我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系统性和艰巨性具有清晰的认知和精准的把握。
　　
　　首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为主要驱动力，充分利用劳动、土地等比较优势生产要素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并倚重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导向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伴随着国际和国内格局的深刻变化，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条件趋于弱化，衍生后果不断显露。例如：“人口红利”渐趋极限和“刘易斯拐点”行将到来导致劳动力资源优势面临转变，传统制造业所衍生的高能耗、高污染导致增长的成本持续攀高，城乡、地区和行业收入差距相对扩大抑制了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而美欧日等经济体的持续调整也对中国出口导向模式提出了挑战，这些均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只有依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回应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其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涉及诸多领域和维度的系统性工程。当前，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核心是要化解“总量增长显著而结构问题突出”的不对称性，在这个意义上，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少包含了以下内容：将投资-出口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化为内需、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发展方式；将传统制造业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化为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带动的发展方式；将要素密集使用的发展方式转化为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等要素组合效率提高带动的发展方式；将过度倚重东部地区“单轮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变为各个区域分工协作“多轮驱动”的发展方式；将过度强调经济产出和总量增长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更多强调分配正义和居民福祉水平提高的发展方式。就此而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内容上具有多样性，在影响上具有交织性，在时限上具有长期性，因此很难通过单向度、短期化的经济社会变革而取得成功。
　　
　　其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对多元主体的利益格局进行适应性调整。特定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与特定的发展阶段和背景相联系的，同时也必然会形成甚至“固化”特定的社会利益分配关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可能会遭遇“传统”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尤其是发展方式转变亟需对已有的利益格局进行适宜性调整和重塑，这导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极其显著的社会利益格局“变革”特性。例如，我国要实现内需、投资、出口协调推进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前置条件是大幅度增强国内广大居民的生活消费能力和意愿。当前制约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是就业创造能力、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保障供给状况，在社会就业岗位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收敛和社会保障供给能力提升的情形下，居民的消费水平提升和社会福祉增加才是真实的，而这些均涉及政府-居民、中央-地方、资方-劳方、国有-民营等多元主体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改变，试图在不改变现有利益格局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增量扩张”难以达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预期目标。
　　
　　最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依靠深化改革来形成有效的动力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集中在增长动力、产业结构、要素特征等经济领域，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就是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定因素，尤其是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有助于完善初次分配、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技术创新、发展低碳经济。进一步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涉及多元主体利益格局的适应性调整，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变革也就具有重大意义，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渐进式变革正是实现利益优化的重要保障，例如：工会职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形成更持续的劳资关系，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能够增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和政策影响能力，而公共财政的均等化配置则有助于实现“国强”向“民富”的更有效转化。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当前我国存在着三种转型动力：一是“精英策动”，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基于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地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促进转变；二是“民众推进”，即社会公众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转变；三是“外部逼迫”，即域外经济体从竞争的角度出发，依靠“自外而内”的方式倒逼中国发展方式变革。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有效地整合这三种力量，并通过参与式、立体化的改革深化来形成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源泉。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