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青：创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中国学”

　日前中央正式公布了于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极为关注在新形势下“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解读该部分文本内容，可以看到， “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前“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首要抓手，未来五年的节能减排工作将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在未来5年“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这表明，在贯彻和完成“十二五”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任务中，进一步推动旨在认识和理解气候变化及应对等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重中之重。在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出发，都有必要通过三、五年时间的长期努力来创建一个能够全面体现中国国情，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属于中国自身的气候变化综合研究体系，建立气候变化科学的“中国学”。
　　
　　1.气候变化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出台需要我们对现状有着客观、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期间，随着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持续增加，国际气候变化议题将继续逐步升温，中国必将面临来自气候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减排压力的巨大挑战，这对建立科学、合理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将逐步走向法制化，通过制定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形成节能减排的硬约束来引导和规范环境友好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将是“十二五”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向。在此，无论是在政策层面上还是在法律层面上的推进，都需要我们对中国的气候变化现状有着客观而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其中既包括从自然科学角度继续深入研究各种气候相关的作用机制，比如大气、海洋、陆地等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包括从社会科学角度开展气候变化的行为分析，找出现阶段人群与气候间的反馈响应机制。如此，气候变化的法律政策将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符合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2.低碳经济及产业发展需要我们在了解现状的基础上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十二五”期间中，低碳经济与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万众瞩目，在很大程度上，这显然是得益于当前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等紧迫环境危机的认识，应对气候变化无疑为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利用新能源等提供了必要的“正当理由”，实际上，与此相关的新技术、新产品，其市场规模和承受能力大都与气候变化及其危害的程度息息相关，这意味着这一新兴产业既有可能在低估气候变化程度时而发展不足，同时也有可能因为高估气候变化程度而发展过热，低估或者高估都会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因此，全面、综合地评价当前气候变化及影响的现状，将有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预防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大规模浪费。
　　3.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谈判需要我们做到知己知彼；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的逐渐升温，根据已经拟定的时间表，世界各国在未来5-10年里将在这一领域进行密集的国际合作和谈判，中国一方面需要在国内节能减排战线上做好工作，完成既定任务，同时也要在国际上开辟合作和谈判的第二战线，在现有南南合作、南北对话框架基础上建立平等、共赢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进一步推动全球的节能减排，尤其是推动发达国家的节能减排。为此，作为世界主要的排放和减排大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极有可能遭受更大的国际减排压力，而科学、客观的气候变化研究将是国际合作和谈判的最佳利器，通过建立中国自身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价模型，以最大程度地在国际合作和谈判中实现知己知彼。
　　
　　“十二五”强调开展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在此过程中，我们应从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现阶段不仅要重视理论与应用研究的相结合，更要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相结合，尤其是侧重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科学与经济科学之间的结合，同时还要做到动态与静态分析的相结合，也就是要开展全面、综合、动态的气候变化研究。目前国际上其他国家学者开发的几种主要气候变化分析模型，譬如英国的“斯特恩模型”，美国的“诺德豪斯模型”，尽管他们的结论各异，但都是对气候变化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全面、综合、动态研究而成，并成为欧美主要国家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当然，中国有着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自然与社会条件，也有着自身的国家与社会利益，在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已有的成果，中国学者应共同努力，在气候变化科学里创建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气候变化综合研究体系”。
　　
　　第一，    气候变化科学的“中国学”应立足中国的气候变化国情。气候变化包罗万象，受地理区位、自然条件、幅员面积、人口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有着极为迥异的气候响应和传导机制，受此影响，气候变化的过程和结果多有不同。即使在一国内，不同区域、不同部门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也千差万别，气候变化的影响有正有负。这要求我们在现有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独立的气候变化研究，对中国的气候变化国情进行全面、客观、综合地分析，以此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需要。
　　
　　第二，气候变化科学的“中国学”应考虑中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气候变化科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现阶段尤其要重视气候学科与经济学科的结合，受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影响，相同的气候变化程度和表现可能会给各国带来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果，也会进而影响各国对于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使得气候变化政策在不同区域和时间上千差万别，因此，我们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应通过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分析，在环境价值评估，社会贴现率计算，社会承受能力等方面开展本土化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
　　
　　第三，气候变化科学的“中国学”应着眼于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家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应树立问题导向，着眼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通过综合分析，运用模型工具，进行定量的计算和分析，开展模拟的情景研究，提出国家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方向和政策路径。
　　
　　“十二五”期间，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任重而道远，无论是自然科学界，还是社会科学界都有责任就此深入研究，为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