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林：新中国阶层结构变迁与政治整合60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阶层结构在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中,不断经历着合化、分解、重组的历史演绎。但是,任何历史性转轨都会伴随新旧结构的强烈冲突和衍生新的矛盾,如果没有一套合理的整合机制,社会改革的空间将被大大压缩,阶层矛盾的激化还将冲击社会发展的进程。

　　阶层结构与政治整合是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概念,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进一步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就词义来看,阶层结构的变迁包含阶层分化与阶层合化两个向度。其中阶层分化(stratum/classdifferentiation)是一个用来描述社会阶层异质化过程的概念,它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社会成员在不同的阶层中流动,表现为阶层属性的变化;二是在原有阶层结构的母体上,产生新的阶层,表现为从无到有。反之,社会阶层同质化的过程就是“阶层合化”。政治整合(politicalintegration)是指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机地纳入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的过程。一般而言,在国家主权完整、政权稳定的前提下,维持社会各种力量对国家的认同、促进各个阶层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是政治整合的基本任务。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采用“阶级阶层”分析方法。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考察政治系统如何协调阶层关系,这意味着政治主体能够运用公权力,与各个阶层结成不同的政治关系,从而影响各个阶层的资源与社会地位;第二,将阶级阶层视为一种因变量,来研究政治整合的一种结果———社会结构变迁。

　　我们可以将政治整合的组成因素归纳为三类:组织系统,代表着具体实施整合功能的主体;资源配置系统,代表着对经济社会各种资源的分配形式,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资源;政治文化系统,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文化同质程度,“整合根植于共同的价值观,以文化一致性为前提条件”①。

　　一

　　伴随时代任务和指导路线的转换,60年来中国政治整合与阶层结构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1.1949～1957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式整合与阶层的强制合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由具有献身精神的积极分子所组成的网络,这成为推进政治整合的中坚力量。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经过巩固政权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以及与民主党派的政治结盟,形成了鸦片战争以来最强大的政权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成为整合社会的主体。

　　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了逐步实现工业化,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国家权力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公共权力直接作用于阶层结构,同工农阶级结盟,大大提升了社会底层群体的政治地位。为了控制社会流动,1952年到1957年,中国相继实行了“户籍管理”、“粮食统购统销”等阻断人口流动的政策,自由就业的劳动力市场被关闭,正常的社会流动被阻断。在思想文化上,毛泽东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②。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对剥削阶级进行强迫性的思想改造,对党内干部和工农群众,则采取了教育和整风的方针。通过持久的思想改造运动,新政权逐渐控制了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

　　这一时期,形成了阶级化的社会结构,国家权力摧毁原来松散的整合机制成为政治整合的主体性力量,阶层分化被人为地扭转到“阶层合化”的方向,原本复杂的阶级阶层格局,被合化为“两阶一层”的结构,社会越来越具有同质性。

　　2.1958～1978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下的运动式整合与刚性的社会结构。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政府对现代化建设有了更乐观的态度,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左”倾路线迅速取代了积极稳妥的建设思路。由于领导集团对形势的误判,“以阶级斗争为纲”被重新祭起,中国开始步入运动式整合的曲折阶段。国家将现代化的努力诉诸“一大二公”的体制,这种超前的社会结构,只有得到充分的动员,才能有效运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社会动员屡屡借助群众运动的方式,内耗了大量社会资源。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和“单位制”对劳动力、物资等实施全面控制。反右斗争扩大化后,民主党派逐渐从行政权力核心退出,此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虽然保持着,但政治参与的热情已经明显下降。

　　为了控制社会流动,国家制定了户籍制度以及以户籍为必要条件的福利制度,正式确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甚至一度发起了“遣农返乡”的逆城市化运动。通过思想教育、学习运动、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整个社会“左”的思想被推到了极致。1958～1978年二十年间的政治整合,凸显了“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特征。国家通过阶级标签和行政制度,将人们的社会地位固化,形成了“城乡二元”与“政社一体”为特征的刚性社会结构。

　　3.1978～1992年:改革开放前期快速分化的阶层与政治系统的无意识容纳。

　　改革开放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新引入的市场因素,一度形成了“双轨制”的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了阶层分化的动力格局,由权力主导的阶层差别模式逐渐转换成了“权力+市场”、“身份+契约”的“双轨诱变”模式,政治整合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容纳社会变迁是政治整合的最起码要求,在改革开放前期,虽然很难说有一个对社会结构的总体安排,但是许多具体的改革促进了阶层分化,并且在无意识中容纳了这种变迁。

　　为了统一思想,党遵循了“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先后发起了多次思想解放大讨论。这些讨论,一改以往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形式更温和、更灵活,起到了明辨是非、提高认识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原来被高度钳制的状态中不断解放出来,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元指导思想”前提下“多元文化并存”的包容框架。与此同时,控制社会流动的“闸门”伴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依次打开,社会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开放。在整合主体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制度得到恢复。国家权力的自我限制和市场因素的不断渗透,促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分化和组合出了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①,社会分化的逻辑和现实逐渐统一起来。政治系统无疑为这种变迁提供了一种“支撑机制”,在容纳阶层分化的同时,还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

　　①LeoKuperandM1G1Smith(eds1),PluralisminAfri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9,p1141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③朱光磊:《与时俱进正确认识社会阶层的积极分化》,《天津日报》2002年5月27日。

　　4.1992～2005年:市场经济扩展过程中全面分化的阶层与选择性整合。

　　1992年以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各阶层普遍受益的格局受到挑战,大批职工下岗、农业发展边际效益下降、利益集团跨越潜伏期,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社会阶层的矛盾越来越显性化。人民公社体制的终结和单位制的解体,极大冲击了原有的整合组织网络。市场在阶层分化过程中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依靠资源控制实施政治整合的效力逐渐降低。当阶层冲突向现代化的中心框架不断输入压力,一些利益集团开始演变成改革阻力的时候,调整阶层之间的关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个时期,政治系统开始有针对性地对分化的阶层进行选择性整合。

　　随着非公经济的蓬勃发展,新兴阶层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与其他阶层相比,他们既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又可与各级党政领导人建立私人联系;既可通过舆论影响政策,又可通过入党、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工商联、青联等社团组织担任一定的职务进入正式的制度安排中来。新的阶层在拥有了较多的经济社会资源之后又获得了接近政治中心的便利,很容易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流阶层。相比之下,两大基础阶层的地位不断下降。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农业劳动者阶层“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了”①。

　　5.2006年至今:改革攻坚阶段失衡的阶层结构与全面整合的起步。

　　2006年是改革攻坚的起步年,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各阶层在长期利益博弈的基础上,还进行着内部整合,弱势阶层力量分散、资源拥有量微薄,直接导致了阶层结构失衡,累积了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毫无疑问,社会结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以农民的减少和中产阶层的壮大为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但工业化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还远不能满足庞大的农民阶层的要求。由于公共服务跟不上,人数庞大的农民工迟迟得不到应有的身份和待遇。与此同时,大量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进程,很快被随之而来的产业升级所阻断,“信息化的来临,又进一步拉大了社会精英群体与底层社会的距离”②,社会群体之间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③。在新的起点上调整阶层关系促进社会结构转型,已经成为新时期顺利推进改革的前提。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全面政治整合的开始。执政党开始从追求经济绩效的合法性资源,逐渐转向深耕民生土壤,以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为了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国家开始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步伐。这也正是回应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调动各阶层积极力量而实施的重大步骤。向社会各阶层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使改革成果更多地惠及弱势阶层等措施的推行,标志着中国政治整合从原来重“汲取”轻“赋予”、重“市场导向”轻“利益均衡”,进入到注重民生、以利益共享来整合社会的时代。

　　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阶层结构与政治整合的内容、形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它们本身也烙上了许多时代特征。

　　1.政治整合与阶层结构变迁的互动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才能承载现代化的社会。在后发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有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推动。新中国对现代化机制的选择、方向,系决定了公共权力的配置，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①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3页。

　　②刘玉照等:《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07年版,第53、49页。

　　③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将现代化的努力诉诸生产关系改造,公共权力向底层社会倾斜。在意识形态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的年代,国家的资源配置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不但固化了“阶级结构”、内耗了社会能量,也“使得中国社会发展在平稳地从革命逻辑转向现代化逻辑之后,却无法形成有效的现代化发展”①。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开始从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中收缩,将主要精力转向经济建设,这种主动改革,既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促成了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变革。

　　图1　政治整合的现代化效度

　　如果把“政治整合强度”和“阶层分化程度”置于一个坐标系(如图1)。我们就会看到该坐标系被划分为四个象限,每个象限对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最不理想的位置在第Ⅲ象限,这个象限之内的国家整合能力最弱、阶层分化程度最低,因此也远离现代化方向。就中国而言,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之前就处于这个象限,整合主体的力量分散和软弱,阶层分化程度不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步入第Ⅰ象限,这个时期国家政治整合能力强大,但是过分地固化了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受到束缚②。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规模和结构已经形成比较可观的水平,是选择向第Ⅱ象限还是Ⅳ象限过渡,决定着未来现代化的方向。

　　2.合法性转换支配了中国政治整合与阶层结构的变迁。

　　有学者指出:“在现代政治条件下,任何政党要获得稳固而有效的执政,其基本要求不外乎三个:其一是合法性,即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其二是有效性,即有效推进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并使得这种发展造福全社会;其三,整合性,即协调多元社会利益,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合作与团结”③,其中合法性是后二者的前提,要将民众整合到执政的中心任务中来,首要的是要取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60年来,执政党的合法性经历了从“阶级斗争”到改革开放前教条化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虽然将党的主张向社会延伸、渗透,却形成了刚性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通过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将全社会凝聚到经济建设中来,重启了阶层分化的进程。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利益格局的变动和阶层矛盾的增多,对政治整合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社会新阶层急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和政治系统的支持。为了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与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相机性整合策略,在没有既定协调规则的条件下,确立了新阶层的政治身份,扩大了他们政治参与的渠道。进入21世纪,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国家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力图平衡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合法性基础性资源的转换,必将影响阶层结构的变迁。

　　3.政党整合是中国政治整合与阶层结构变迁的基本保证。

　　在应对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整合主体内部的稳健整合,是完成政治整合任务的基本保证。改革开放前,党通过整风、反右、反帝防修等运动实现内部整合;改革开放后,党内整合逐渐显示出制度化、民主化的特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课题不断探索,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下,党的领导制度与国家各项制度形成了联系或对接④。

　　①林尚立《:革命与乡村:中国的逻辑》《,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②亨廷顿曾经对社会动员与经济的发展做过分析,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42页。

　　③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　　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71页。

　　④林尚立:《制度整合发展: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使命与战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党的领导制度改革问题:一是党政分开,主要是消除以党代政,实现政府依法运行;二是干部制度,主要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三是权力制约,主要确立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①。此后,党内逐渐恢复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党员的基本权利等,并陆续开展“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学习科学发展观等活动,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执政能力建设,旨在推动党内思想的统一和组织建设的发展。这都为政治整合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前提。

　　4.政治整合与阶层结构之间的变量关系发生了置换。

　　新中国成立之后,执政党在“生产关系决定论”的指导下,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国家主导了生产资料的配置,将特权阶层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序列中除名,使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贫雇农和工人阶级上升为“执政基础”的社会阶层,后来逐渐形成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用工制度等,进一步固化了社会阶层结构,实现了阶层合化的过程。这种消灭社会差别的理想,却难以消除政治权力在人们之间楔入的分界线。改革开放后,政治权力逐渐从资源配置的场域退出,为市场的发展和阶层分化拓展了空间。但是,由利益格局调整而引发的阶层冲突,则不断向政治系统输入整合的新要求。

　　很明显,改革开放前,政治系统(主要是政党)强力控制社会结构变化,基本逻辑是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下,通过政治整合推动阶层合化;改革开放后,国家对社会的直接控制减弱,政治整合与阶层分化的逻辑关系发生置换,阶层分化的现实和矛盾倒逼政治系统适时做出调整。改革开放前,政治整合是阶层合化的自变量,政治整合决定阶层结构;改革开放后阶层分化成为政治整合的自变量,二者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转变。

　　三

　　在快速分化的社会中,整合机制的相对滞后制约了社会阶层的正常分化;阶层分化与重组的现实,又对新时期中国政治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

　　1.阶层整合在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一并展开,更加突出了阶层之间的差距与矛盾。

　　可以预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阶层分化的趋势不但不会逆转,还将继续深化。与此同时,阶层的重组也一并展开。伴随现代化的扩展,“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②。阶层意识不断增强、阶层界限也就不断明晰。在现代化社会,以其他群体为参照物的利益对比大大提升了阶层认同,社会阶层逐渐从“他者”状态脱离出来,开始向“自我”认同转变。

　　其一,原有优势阶层通过既得优势与权力相结合,已经形成“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形成利益共同体,社会难以形成制衡的力量③;其二,新兴阶层往往具有较为超前的意识和要求,他们有主动接近媒体和权力资源的意识,容易形成新的社会精英群体;其三,一般的社会阶层,更加关注自身生活和地位的改善,在心理上存在危机感,当生活受挫和阶层差距扩大时,一旦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就会产生制度外的过度参与。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都体现了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场景下,社会阶层无意识联合的一种动向。在多元社会逐步形成的背景下,如何既保障阶层内部整合有序进行,又能协调各个阶层的关系,避免阶层之间的严重冲突,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2.社会结构现代化的使命尚未完成,同时又面临阶层分化动力不足的问题。

　　中产阶层的发育和菱形社会结构的形成,不能坐等市场社会自然生成,而需要政治力量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阶层分化的部分成果在某些时段还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突出表现为三个问题,一是农民工的身份地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们还没有脱离农民阶层这个母体,一旦遭遇经济危机,能返回农村这个“缓冲带”来应对冲击;二是蓝领工人越来越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的中国工业,虽然暂时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但是如遭受人民币持续升值、劳动成本上升,工人们就有可能回流到原有阶层。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②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③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三是两栖人现象,“在社会转型期,难免出现阶层重叠现象”①,两栖人的存在,有损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分化和流动。压缩型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进程,要消化中国庞大的社会底层,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受中国劳动者素质、产业结构布局的影响,我国就业弹性不断降低,1992～2003年,GDP年平均增长8%以上,而就业年均增长下降为不到1%,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177②,到“十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11③。与此同时,城镇新增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的就业问题进一步突出,给阶层分化成果的巩固和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带来巨大压力。

　　3.民生问题欠账太多和民众日益增长的参与要求,对政治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

　　政治整合不是一个单向控制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与公民双向互动、相互认同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处理二者关系时,陷入了“国家中心主义”困境,在民生问题上留下了许多历史欠账。尤其是在“政治挂帅”的背景下,民生问题被简化为工业发展、经济计划完成的速度问题,政治整合长期停留在向公民单向索取的阶段。进入21世纪,建设“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提出,虽然比以往“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但公共服务的水平离人民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此外,当前人们在思考现实问题的时候,除了从历史中寻求纵向比较以外,更多地采取横向比较来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动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物,来影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这就更加凸显了通过“民生服务”与“民主建设”改善政治整合方式的紧迫性。在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人民法律观念增强、参与意识增强,如果不能有效扩大参与渠道,极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当政治参与扩大超越了制度化建设的水平时,必然造成政治不稳定。因此,政治整合要在注重民生的同时,积极扩大制度化参与渠道,促使政治交流双向化。

　　(本文作者:吴晓林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①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②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③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