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暑期或者周末，带着一批学生，深入乡村进行田野调查，几乎成为我学术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研究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域，其魅力也许更多地来自于接触土地与人民的亲近感和真实感、来自一种经验与理论相互交融观照的学术快感。 在一篇序文《作最本土的草根学问》中，我曾经如此强调田野调查在乡村研究乃至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一个作乡村研究的人，是不能仅仅蜗居研究室构造模型的，他们的位置，应该在乡村的田野里。”对于那些“用脚做学问”的人，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 但这仅仅是乡村研究方法论的一部分。接触真实的土地，获得丰富而多元的田野体验，从而在学术研究中更多了一份学术直觉与敏感性，这还不能说是完成了乡村研究。最好的田野调查，是调查者完全融入乡村生活的真实场景，把自己当作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农民的一部分，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发问，以他们认同的方式行事。这是最高明的调查，可以称为“参与式访谈”。只有使调查者自己成为乡村的一部分，才能不以一种“鸟瞰式的视角”，而是以一种“蚯蚓式的视角”来看待乡村和农民，才可能获得最真实的学术感受。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我们获得真实信息最大的妨碍。到了乡村，首先要抛弃自己的优越感，抛弃自己是外来人的旁观感。 成功的田野调查有赖于调研者对问题的梳理，正确处理已有理论与现实观察之间的关系。如果发现已有理论与乡村真实境况存在矛盾、隔阂与疏离，这实际上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这正是我们对现有理论进行反思式梳理的开端，同时也许是新的理论创新的开端。很多伟大的理论都是在反省现实与既有理论之间的巨大反差与鸿沟中诞生的。所以，在真实的乡村场景中，不断映照和反思既有理论架构，不断以一种质疑的眼光审视主流理论模式，是一个乡村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学术姿态。唯有如此，他才有可能获得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假若乡村与农民的现实逻辑与理论相悖，不要一味怀疑现实逻辑错了，因为现实自有一套自洽的逻辑，我们也应该反省既有的理论，包括前提假设、预设条件、推论进路以及具体时空环境等。 从田野工作到学术研究成果的完成，关键因素是如何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炼和学术创造。这是一个核心的命题，关乎田野调查的最终成果。田野调查获得的素材必然是零碎的、开放性的，它从真实的乡村生活中获得，未经理论的爬梳，如同一块待琢的璞玉。要把田野调查获得的散乱材料作一番理论的梳理，要求研究者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调查对象的一种敏感性。调研者并不是带着空洞的头脑而是带着敏锐的问题意识进行田野考察。在田野调查中，调研者也不是被动接受芜杂的素材，而是围绕自己内心的疑问与困惑、围绕敏感察觉到的问题展开。没有问题意识，在考察中就提炼不出有价值的理论命题。问题意识浓厚的调研者，会处处发现调研的乐趣，无论调研结果与现有理论相合还是相悖，都可以引起他们的理论思考，或触类旁通地对既有理论产生崭新的认识与理解，或根据自己的困惑提出新的理论假说。 二是批判精神。我以为，批判意识是学术创造的前提。大学是创造新的思想与新的知识的殿堂，然而知识创造的前提是知识者有着足够活跃的带有批判性的心灵，这颗心灵能够对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作出理性的判断，它批判性地吸收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科学成就，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以质疑与诘问的眼光看待一切教条与成说。对于乡村研究者而言，尤其要对国外主流经济学与社会学成果秉持一种科学的态度：反省、辨别、汲取、批判。具备了批判精神，就可能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对照、梳理、甄别、剔抉，并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框架。 三是学术自信心。乡村研究与田野调查，不是为已有理论作注脚，不管这个理论来自于国外还是国内的经典或权威。尤其应注意的是，乡村研究和田野调查不能硬套现存的理论模式，要树立研究者的主体心态，不论什么理论，总要拿到实践中来检验。国内学者亟待树立的，正是这种学术主体性和学术自信心。贺雪峰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建立中国农村研究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避免中国农村研究落入“被要求到西方社会科学中找空格填空”的命运。 以上便是农村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其中涉及田野调查与理论创新的一般框架。我们平时讲的“体悟”，实际上是厚重的真实“体验”之后所诞生的学术升华与理论“顿悟”。没有体验，何来顿悟？没有顿悟，体验有何意义？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普惠金融——中国农村金融重建中的制度创新与法律框架”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
王曙光：问题意识、田野体验与学术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