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钧：“中国模式”的实质、特点和面临的挑战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的发展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越来越多。在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危机之中无法自拔，中国不仅成功地减小了危机的冲击，而且通过经济刺激计划迅速复苏，“中国模式”更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关于什么是“中国模式”？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概括它的视角也是多种的。要成为一种特定的“模式”，它必然是在与历史和现实存在的不同样式比较中产生的。所谓“中国模式”，就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鲜明制度特色的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其实质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核心和基础是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发展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初步结合，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场成为“中国模式”的特点和成功的主要因素，从而使“中国模式”既有别于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模式”的初步成功意味着中国走出了一条和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
　　
　　社会发展道路，表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有以下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成为执政党
　　
　　近几年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在谈论中国发展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时，与过去比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他们把共产党领导和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他们把此贬称为一党专政）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不少人把共产党领导看作是决定中国发展道路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这反映了西方学者那些不带政治偏见的理论界人士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
　　
　　在关于“中国模式”的实质的论述中，比较一下一些西方学者近些年的看法和我国理论界一些看法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国一些理论界人士强调的是从西方社会学到的一些东西，如市场经济，把吸收了市场经济方法说成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原因；而西方较有深刻见解的学者们却把中国独有而他们社会所没有的东西看做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例如，很多学者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党执政看作是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方面。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深思。
　　
　　著名美国未来学家约?奈斯比特最近出了一本著作《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很突出的一点是他在书的导言中一开始就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我们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的作用。他在谈到中国实现了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发展时说：“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 [1](p2-3)
　　
　　有的学者讲得更明确，宋鲁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10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成功的原因讲了很多点，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2]
　　
　　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说：“中国共产党受到支持的原因在实质上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主要不再是强调党代表了某种意识形态，而是有能力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3]（p180）美国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该报网站上写道：“一党专政（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当然有它的缺点。但当这样一个政党的领袖是一群相当开明的人时，正如中国的情况一样，这也会成为巨大的优势。这样一个政党可以强行实施政治上很艰难，但对于一个社会在21世纪的发展来说却极为重要的政策。”[4]
　　
　　以上所引的几位属于不同国家的西方学者和媒体的论述当然是还只是表面的观察，对中国共产党有这样大的威信、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根源还缺乏理论深度，他们的认知也不相同。但是即使还是较肤浅的看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真理。这对于我们一些还停留在只从学习西方找原因的人们来说还是有启迪作用的。
　　
　　首先，政党、国家机器都是属于上层建筑，把它看做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因素甚至是最重要因素是正确的吗？
　　
　　政党和政府组织一般来说都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但是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政党和政府的性质有了重大变化，它具有双重性，它们既是政治上层建筑，同时又是国民经济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与一切非公有制国家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政党和国家不同。恩格斯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表。”[5]（p630）这表明政党和国家既是上层建筑，同时它又是经济关系的构成要素，它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它不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只为了弥补市场失灵部分而存在，而是生产发展的直接组织者，是整体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战略的制定者和实际组织者，国家统筹城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决定着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制定重大产业政策。所以，谈中国发展模式，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政府机构的组织作用，就是缺少了决定模式特点的最重要方面。从我国的实践看，新中国成立后，党就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组织生产发展摆在工作的首要地位；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抓好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进一步应当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凭什么样的观念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统一了他们的思想，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增强全国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从上面我们所引述的一些西方学者们那里是看不到这种力量的源泉的。很多人把这归结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是继承了儒家的文化。这显然是不对的。儒家思想体系支配了我国思想界2000年，从孔子的大同思想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最多不过是一些带有空想性质的主观愿望，它们对推动历史前进和经济发展当然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中，一些真正有志于发展中国的有志之士，却提出打倒孔家店，要从儒家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充分说明了儒家思想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不会相信它。
　　
　　指导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才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不论在战争时期或在经济建设和改革时期无穷的力量。它的权威性和凝聚力盖出于此。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它通过不断增大的资本积累推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这就为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合理性所在，也是资产阶级存在的历史价值。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推动下越来越强大的发展，就显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再是合理的制度，必然要被更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制度所代替。公有制的建立的目的是什么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建立“以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原则的社会形式”。
　　
　　正是基于这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共产党把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理想和长远目标，形成全党的共同理想信念。因此，我们把共产主义理想不是看做人道主义的实现，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它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有说服力，有可信性和动员力量。
　　
　　另外，党总是把长远目标和当前目标结合起来，把长远理想目标具体化为一定阶段的行动的共同目标，这就是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把这一阶段任务看做是最后实现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长远目标的必要过程。在长远目标指导下为当前目标奋斗，在为当前目标奋斗时不忘记长远目标。不为短期考量所牵制，这就使国家和全体人民时刻都有明确的发展前景。正是这一点成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源，使党得到了全民的信任，并愿为它而奋斗。
　　
　　正是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才有了约?奈斯比特所看到的情况：我们的大政方针不会因一届领导任期结束而中断，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也不会因党和政府的换届和人事变动而改变，保证了发展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继承性。
　　
　　共同的世界观、历史观以及由此决定的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想目标，这就决定了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不存在根本利益对立的狭隘利益集团，党的内部也不存在根本对立的派别，分歧主要表现在实现理想目标的具体道路、步骤和方法上，这些都可以通过讨论协商得到解决。这正是我们的政治制度 --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它是实行共产党一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坚实基础。
　　
　　共产党人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本身的特殊利益，这正是它赢得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衷心拥护的根本原因，从而也是凝聚人们实现党的方针政策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的根源所在。发挥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同时，党所以坚强有力又是靠集中统一来保证，没有集中统一，党组织就会像一盘散沙，失去战斗力。反对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同时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保证共产党成为一个具有统一意志和强大行动能力的坚强堡垒。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当然地成为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的因素。
　　
　　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成功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国有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国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它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新的生产力的创造者，从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而我国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通过它的主导作用，引领整个国民经济从资本主义生产把利润作为决定性动机，转变为为了人本身，使社会生产目的服务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同时，国有经济在贯彻国家的宏观调控中起到骨干作用，国有企业有义务落实国家的各项经济发展和调整决策，这对增大整体国民经济效益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它是“普照之光”，决定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此基础上，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国企改革，积极探索公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和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实践证明，经过改革和调整，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显著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关键领域越来越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关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2008年 7月著名的国际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资深董事华强森在《麦肯锡季刊》上撰文《重新评估中国国有企业》，认为历经改革的中国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要更加成功，更能适应国际竞争。他提出用开放度评价中国的企业，认为在中国就像在其他任何地区一样，私有权并非成功的保证，因政府改革而释放的市场力量正在推动中国国有企业变得更加开放，而开放就意味着成功。[6]

　中国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又得到了凸显。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经济的复苏是最迅速的，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但这一计划如果没有公有经济的支撑将是无法有效实施的。在庞大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经济的推动下，不仅中国经济迅速复苏，而且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在美国则相反，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依靠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来推动，实际的效果到底如何，现在也不明确。之所以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似乎起到了更大而且更快的效果，究其实质，是和中国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密不可分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得经济复苏可以摆脱弗雷德所说的私人投资不能启动的问题。例如，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的资金要到达私人投资领域要经过一个复杂和迂回的过程。而且私人投资是以利润为目标，当投资不能保证其利润时往往缺乏投资的动力，这就会影响到刺激计划资金的使用效果。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国有制企业除了盈利的目标以外，很大的一个功能是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引导和支持的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使用效果和实效性要显著好于前者。这从目前中美两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和效果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从另一个侧面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公有经济对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作用。
　　
　　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还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绕过的历史必经阶段，从而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们与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这也是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得以较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三、政府和它制定的规划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集中主要力量办大事，政府和它制定的规划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马克思早就指出：市场盲目支配和按科学预见发展生产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制度下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马克思指出：“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7]（p605）按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坚持国家规划和计划对经济整体发展的指导作用，提出科学发展观，正是推动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这一理论的具体化和发展。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在当前自然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但长期以来，很多人怀疑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成功，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和席卷全球的私有化浪潮，社会主义似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弗朗西斯?福山也在其所著《历史的终结》中公开宣布社会主义已经灭亡，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将成为一种人类永恒的制度长久存在。与此同时，借助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第一次开始了全球意义的意识形态扩张，解除干预、放松管制成为一种全球流行的政治时尚。在资本主义国家放松管制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被认为是一种历史性的失败，完全否定了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必要性。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对这些观点从实践上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正是有了政府的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顺利地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在历史的事实面前，很多人改变了原来的看法。福山在接受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社》专访时就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新的观点，他认为，以“负责任的威权体制”为价值内核的中国模式代表着集中和高效，“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8]而约翰?奈斯比特在所著新书《中国大趋势》中，也总结了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基础的八大支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的“纵向民主”。他认为这种纵向民主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而正在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他认为，这是中国稳定和成功的关键。而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治模式同样也适用于说明经济领域，正是政府依靠强大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中国的经济建设从总体上保持稳定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在政府的主导下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中国经济在稳定的同时始终保持发展的活力。中国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当今世界可说是独树一帜。
　　
　　四、充分利用市场推动生产力的作用
　　
　　除了上述特点，正确地、充分地利用市场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说其正确，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在国家规划和计划的指导和规制下发展的。充分性体现在我们是在国家规划下放手让市场发展。之所以放手，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市场的总方向是适合发展需要的。但由于它们分散，宏观信息缺失，看不到它们在国民经济范围内的地位，必然有大量的决策不符合规划要求，这可通过宏观调控加以调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按科学理论指导生产发展是公有制的优势，但预见的水平要受到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水平发展的限制，它只能是一个不断进展的过程。过去我们由于对其全面实现按科学预见发展所需的物质社会条件的研究不够，实行了高度集中的全面覆盖的指令性计划制度。从排斥市场到利用市场，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在过去我们忽视生产力发展阶段，将市场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我们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工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9]（p134）因此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通过改革寻找到一条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模式。正因为此，我们摈弃了一步跨向一切按计划进行生产的做法，把市场看做一种发展经济的有效方法，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使国家计划与市场正确结合起来，从而激活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通过引入市场，我们开始找到一条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但是，利用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通过发展市场走向资本主义，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这点我们党是非常清楚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绝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今天，改革的实践也对此做了明确的回答。我们引入市场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不是一般的实行市场经济，而是实行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我们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对市场是一个利用的关系。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来讲，学习利用好市场成为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极重要方面。利用市场经济好比是如虎添翼，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实行市场经济也就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研究作为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显然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绝不是要去向别国推广什么“模式”。我们不会接受西方对自己事务的干涉，也不会对别的国家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研究“中国模式”只是要科学地总结自己成功经验，提高自己，提供给其他国家参考，为全世界共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应当看到，“中国模式”仍处在发展完善中。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市场体制的完善、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日益成为需要突出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凸显使“中国模式”未来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能否妥善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中国模式”未来的走向，因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不断加以解决。“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同样，在未来的发展完善中只有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妥善处理和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也要看到，近些年来，我们为了发展经济，尽快改变落后的生产状况，更多地强调了经济的增长，某种程度上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发展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经济发展与人民需求不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没有认识和处理好积累或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发展为第一要义，只有发展才能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为满足人民需要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在保持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扩大和改善民生，增加最终消费。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都是在当前条件下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2．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确处理不同所有制间的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企改革的继续深化，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仍在不断的调整中。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改革和调整到底应该往哪里去？首先应当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其次，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应遵循生产力标准。应该看到，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大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它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新的生产力的创造者，从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在当前的生产力阶段，国有经济还无法承担起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而非公有制经济当前在解决就业、促进生产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可以调动起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投入到创造社会财富的洪流中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们在坚持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还要大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这并不是如一些人所宣称的是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比公有制经济更有效率，而是增加社会财富的需要。
　　
　　近几年，经过改革调整，国有企业的效率有了很大提高，竞争力和控制力明显增强，特别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却被一些人指责政府在推动 “国进民退”，认为是改革的倒退。事实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单位数占总体的比重由2005年的10.11%下降至2008年的5%，而工业总产值、利润总额、税金总额等指标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10]最新的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也显示，2010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生产同比增长17.7%，而非国有企业增长18.0%，私营企业增长20.8%。非国有经济发展快于国有经济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因此所谓的“国进民退”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些人仅从经济发展中的个别案例出发，将其无限放大，简单地从所有制形式来看问题，好像公有就意味低效，私有就有效率。这些人和以前片面强调公有制一样都忘记了生产力的标准。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今天的所谓“国进民退”，而不是非理性地用国有企业天然就是效率低下的这样狭隘的眼光看待问题。这样既看不到事情的本质，也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当前问题的关键不是应该“国进”还是“民进”，而是看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谁就进，谁能跟上生产社会化的步伐谁就进。实际上，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些年的体制机制在不断创新，但中国的一些私营企业却仍然保留了封闭的家族式的管理风格。因此，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同时，我们的私营企业也应该适应生产力要求不断改革，否则被淘汰是必然的。从实践看，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本身就离不开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这些指责“国进民退”的人，其实是试图利用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来推行私有化。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关系，不应是人为的主观的想象和臆测，而是应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找寻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合适的比例关系。

　
　　我们应该始终明确，我们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只是利用它们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绝对不是要搞全盘私有化和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在国家政权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下进行的，使其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当前国有经济中的行政垄断和腐败问题也必须得到有效的解决，否则不仅会成为困扰我们深化改革的制约因素，而且会成为一些人反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口实。因此，深刻研究公有制的优越性，从制度上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不断提高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质量，树立巩固社会主义信心，是我们重要的任务。
　　
　　3．坚持科学发展，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模式”目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看病、子女上学、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存在越来越多的问题，日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这些问题的产生和我们这些年发展中存在的很多不科学的因素有很大关系，经济发展唯GDP论，企业发展单纯追求利润，忽视社会责任。很多企业经营只满足于眼前的利益，生产技术落后，污染环境，浪费严重，产业升级缓慢。
　　
　　从这些问题的产生看，很多是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无法解决的，有些本身就是市场运行过程中带来的。市场虽然对于优化资源配置、调动各方面生产积极性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市场的调节常常是微观的、眼前的、局部的，这就导致对于宏观的、长远的和全局性的调节往往无能为力，也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比例协调地进行。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更多的要依靠国家计划和宏观调控；同时，在经济运行的宏观层面上，客观上要求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按照比例协调发展的要求进行统筹安排，避免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的宏观调控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点是和西方国家有根本不同的，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要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就必须在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增强其科学性、预见性、有效性，切实提高宏观管理水平，以保证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更突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家规划为导向的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切实加强国家规划的导向作用和统筹兼顾，通过正确处理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来逐步解决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4．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国模式”显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尊重和遵循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在今天，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键。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考虑了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忽略了经济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资源和环境上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同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这一弊端，长期存在的内需不足的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了。经济发展方式已到了非转变不可的地步。最近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从目前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改变对外需求过度依赖的局面，积极扩大对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将内需扩大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相结合，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使经济发展由外需拉动型转变为内需推动型。同时，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人的发展相结合，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出发，使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体现于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的具体措施中。例如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家电下乡等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改善人民生、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经济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也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落后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以产能过剩为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由来已久，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产能过剩突出表现在钢铁、水泥、铝冶炼等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加强战略思维，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强化国家制定规划的主导作用和宏观调控的能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发展。
　　
　　（作者 胡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