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职业与信仰——我的治学之路 陈先达，1930年生，江西鄱阳人。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现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评审组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科联顾问等职。著有《陈先达文集》（6卷）、《陈先达哲学随笔》（4卷）、《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的历史观研究》、《处于夹缝中的哲学——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著作和论文曾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吴玉章著作奖等。 我的家乡是江西鄱阳，位于鄱阳湖滨。知道鄱阳的人不多，可鄱阳湖无人不知。高中毕业以前，我没有走出过鄱阳镇。1950年，我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学习哲学。1956年毕业后留人大哲学系任教。1964年调入人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工作。1987年又回到人大哲学系任系主任。两届期满，至今仍在人大哲学系任教。 我虽说是1956年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实际上到粉碎“四人帮”时为止，差不多有20多年是学术空白期。真正安下心来做点学问，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1981年，我在《哲学研究》第8期发表《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当时流行的用抽象人道主义解读马克思的观点提出了异议。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提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经历了“从异化到异化劳动”、“从个体与类的矛盾到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两次转折的看法，对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作了具体的历史的考察。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了《评西方马克思学的“新发现”》，对西方马克思学种种曲解马克思异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这三篇文章都涉及如何对待人道主义的问题。在我看来，“文革”十年中某些惨无人道的不法行为应该批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应该肯定，但抽象人道主义决不是心灵疗伤的良药，不能作为总结“文革”十年教训的哲学指导。我们应该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反对抽象人道主义，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文革”十年进行反思。 1987年，我出版了专著《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的历史观研究》。这部著作突破了1983年我与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范围，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探讨。我把这部研究马克思历史观的著作题名为“走向历史深处”是有感而发的。一些学者把文化心理结构、自我意识结构或人的主体性作为历史的深层结构，实际上有可能从不同的途径退回到唯心主义历史观。《走向历史的深处》着重探讨的是马克思如何发现历史规律的，在我看来，历史规律就是历史的深处。1990年，我和我的学生共同完成出版了《被肢解的马克思》。这部著作我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是一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对当代西方各种企图肢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 除了哲学专著外，我更多是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的论文。我的论文水平不高，但我自觉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放在首位。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员是职业，更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是我的信仰。我力求把专业、职业、信仰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我没有完全做到，但我力求这样做。有的人认为，搞马克思主义没有学问，也不需要学问。我很奇怪，什么叫学问？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恩格斯就说过：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迅速地为人们所接受，它已远远越出欧洲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当代更不用说了。马克思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世界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会议经常举行；全世界发行最多的书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全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左派学者远比研究任何一个学派的人要多得多。马克思主义对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发生了实际影响和巨大作用。研究这样一种影响世界，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学说不算学问，没有学问，岂不怪哉！ 我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我读的东西不多，但就我接触过的书本而言，我深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能使我们对当今世界问题的观察“心明眼亮”。无论是对苏东社会主义解体教训的总结，还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观察，无论是对当今世界金融危机本质的分析，还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60年经验的总结，如果摒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往往不得要领，甚至是一大堆废话和谎言。 我们既然有幸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应该把它看成一种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马克思曾把科学研究称之为“地狱”的入口，在我看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具备这种精神。我们这个专业无法与那些直接与市场需要挂钩的专业相比，既不能成为空中飞人，也不可能日进千金，更不会有这个那个国际基金会“慷慨解囊”。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个人发财致富的科学，但在我国，它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关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从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出发，仅仅以个人经济效益为尺度是无法衡量出马克思主义这个专业的重要性的。 我坚信马克思主义，但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每句话视为绝对真理，我力求区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个别论断，从实际问题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割裂；我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价值，反对以唯心主义解释学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文本，陷入一千个研究者有一千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我在近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几篇文章对这些问题有过论述。我自知我的论文没有多少创造性，但我不热衷从概念到概念的纯逻辑推演，我所关注的是具有现实性和重要性的重大哲学问题。我的这些论著收集于《陈先达文集》和《处在夹缝中的哲学——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如果问我这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写作有什么经验的话，那么，我有三点经验： 一是问题要现实。所谓现实并不是说哲学都要直接讨论现实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而是对正确认识和解决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提供哲学智慧。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当然应该是哲学的，那种认为哲学关注现实就没有哲学味是旧哲学的偏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关注现实，它就不可能产生，也没有必要产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其实，如果我们能把现实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哲学智慧，这就是哲学水平、是最高的哲学水平。 二是理论分析要深刻。“理论”组词倒过来就是“论理”。真正的理论就要论理，不讲理就不是理论。要让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有说服力，最大的说服力就是文章中的“理”。如果一篇文章无理可说，全是新概念、新术语，云山雾罩，就不能称之为理论文章。 三是表述要通俗。写文章，浅入浅出没水平、浅入深出低水平，深入浅出才是高水平。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应该注意文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同时又是一种只有交给大众并被大众所接受才能发挥作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问题应该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功能之中。晦涩不应该是哲学的本性。连康德这样以晦涩称世的哲学家都主张文章应该通俗，应该大众化。我多次引用过康德的这段话：“缺乏通俗性是人们对我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个公正的指责。因为事实上任何哲学著作都必须是能够通俗化的，否则，就可能是在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连篇废话。”不能认为凡看不懂的就是好文章。曲高和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并不是优点而是缺点。 我主张读书要杂点。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然喜欢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以外的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方面的书，我也读点，不能一无所知。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来说，读书太窄，范围太小，局限性太大。至今我仍以读书太少，知识面太窄为憾。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要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也要读点别的书。杂食有益，生理如此，精神亦如此。 （陈先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
陈先达：我的治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