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突然离开了我们。季先生的离去，让我们深感悲伤。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上，从很多方面讲，季羡林先生都可以说得上是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以前就已经成为教授，站在中国学术前沿的老一辈学者中，季先生相对年轻，同时享年甚高，他走之后，他们那一辈学者，就很少有人在世了。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纵观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涉及颇广，很难用一两个词语或者某一两个学科的名称来加以概括。季先生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梵学、中亚的古代语言、印度文学与印度学、佛教语言、文献和历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所有这些，都与印度以及古代中国称作“西域”的一大片地区的文化有关，同时也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密切有关。季先生的学问，就横跨在中国和印度，中国和西域之间。有人认为，季先生是印度学家，也可以说是东方学家，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却不在他研究的范围内。这可以说是一种误解，甚至是无知。 对于一般人而言，季先生的学术领域，其实十分冷僻。尽管冷僻，他却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绩，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季先生的这些成就，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亮点之一。如果进一步仔细考察，还可以发现，季先生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是中国近代以来，两代甚至三代学人力图在学术研究上追踪国际前沿，调整学术方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应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实现转换，同时争取与国际学术对接的努力的一部分。 季羡林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在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季先生先后学习过梵语、巴利语和吐火罗语，同时还学习过阿拉伯语、俄语、南斯拉夫语等各类语言，1941年获得印度学博士学位。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欧亚之间交通断绝，季先生只能滞留德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也许让人多少有些奇怪的是，虽然战争在这时已经进入炽热阶段，但在德国，在特定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仍然还是在进行。在战争期间，季先生不仅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Die Konjukation des finiten Verbums in den Gàthàs des Mahàvastu（《〈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位》），同时还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德国东方学会学报》，1943）；《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哥廷根科学院学刊》，语言历史类，1944）。 《大事》是印度佛教说出世部的一部重要经典，用一种被称作佛教混合梵语的语言写成。季先生的研究，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这部经典中的部分动词的各种变化形态。这是季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奠定他在国际印度学界地位和影响最主要的著作之一。 吐火罗语是古代中亚的一种语言，主要流行于今天中国新疆的焉耆和库车地区。这个语言以及使用这个语言的民族早已消失，上世纪初通过考古发掘，人们才知道这个语言的存在。在论文《〈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里，季先生通过对不同语言，包括汉文中“福力太子故事”的各种文本，对吐火罗语的语词、语意、故事传译中的变化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吐火罗语及其文献的研究，对了解古代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很重要的意义。论文《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则是讨论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的语言特点。由于印度古代西北方言在早期佛教典籍的传播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流行的地域又与中国新疆连接，研究这种语言的特点和它在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此外，季先生1949年在德国发表的《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判断佛典的年代和来源的标准》（《哥廷根科学院学刊》语言历史类，1949）一文，实际上也写成于这段时间。这几篇论文，在研究印度中世语言，尤其是佛教语言的学术界，几十年来，一直作为重要文献被引用。从这几篇论文已经可以看出，季先生从事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在掌握多种语言的基础上，从分析语言特点入手，结合其它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样的论文，还有1947年直接用德文在《华裔学志》上发表的《巴利文的Asiyati》。 1945年5月，欧洲的战争终于结束。第二年，1946年的春天，季先生从德国回到中国。经陈寅恪先生推荐，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的支持下，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担任新建立的东方语文学系的系主任。北京大学在这个时候设立这样的一个系，背后其实蕴含有很深的意义。胡适、陈寅恪、傅斯年以及汤用彤，都是中国学术界当时最重要的领军人物。设立东方语文学系，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的决定。聘请季羡林先生担任系主任，则是为了使中国的东方语言和东方学研究可以尽快地与国际学术对接。可惜后来形势的变化不可逆料，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东方语文学系先改名为东方语言学系，再改名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再改名为东方学系。九十年代末被陆续分解，最后成为现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下属的南亚、东南亚、西亚、日本、朝韩、阿拉伯、亚非七个系。如此的变化，不得不让人相信季先生不止一次说过的中国的一句老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学科的分分合合，系名的数次变化，折射出的是大半个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的曲折过程。几十年间，这一切，虽然只是发生在北京大学，实在具有典型的意义。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尽管名称和体制变化不已，但坦率地说，上面说到的那几位学术前辈当年创设东方语文学系时想达到的目标，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得到实现，而且这还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间的事情。中国近代的学术，与中国近代所努力追求的现代化进程一样，其间的曲折，岂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 回到国内以后，研究的环境与条件跟德国有很大的差异，季先生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题目。如果说，季先生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梵学、印度学和中亚古代语言方面，在此之后，他把他的研究题目越来越多地跟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联系了起来。到北京大学的第二年，1947年，季先生在当时国内级别最高的学术刊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浮屠与佛》一文。这篇文章，最初也是经陈寅恪先生推荐而发表。在这篇文章里，季先生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印度和中亚古语言方面的功底和娴熟于各种佛教佛典的长处，对汉文中“佛”与“浮屠”（佛陀）两个译名的来源、出现的先后作了细密的考证。“佛”与“浮屠”二名的来源，看来细微末节，实际则反映出与佛教在中国最早传译的过程有关的诸多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由小而见大，见微而知著，发前人未发之覆，体现了季先生研究的一大特点。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国内学者们的关注。如果说，季先生前期在德国用德文发表的那几篇论文，是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成名之作，《浮屠与佛》一文则是他在国内学术界的另一名作。在此之后，季先生陆续又发表了好些性质相似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有：1948年为纪念北京大学建立五十周年而撰写的《论梵文ñ ó的音译》；1949年撰成的《〈列子〉与佛典》和《三国两晋南北正史与印度传说》。后两篇文章及《浮屠与佛》一文，还被译成英文，在几种不同的外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过。 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季先生的研究，他发表的论文，已经从各种角度涉及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季先生这样做，当然不是没有原因：首先，古代印度，作为南亚文明的发源地，在文化上与东亚的中国有极多的接触，中印文化交光互影，例证比比皆是。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到了中国，在中国后来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印两大文明古国，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这在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其间有很多值得认真研究的题目。清华时代季先生的老师之一，学术界公认为一代宗师的陈寅恪先生自德国返国后，在清华任教的最初十年里，对这一方面的问题也非常注意。季先生治学的门径、方法，以至兴趣，一开始就明显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在中印两大文化之间，陈寅恪先生尤其注意二者之间的中间区域，即中亚地区古代不同民族、语言、宗教之间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关系。季先生极为服膺寅恪先生在这方面的见识，他在德国学习的虽然主要是印度和中亚的语言，但研究的对象和使用的材料却大量来自中国古代翻译的佛教典籍。在涉及中国的学问方面，季先生原来就有很好的基础。从研究印度和中亚的古语言、佛教的典籍，更多地转到与中国有关的题目上来，不只是顺理成章，更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季先生是觅得又一英雄用武之地。季先生把研究的方向更多地转向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的题目，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对梵文的研究。 1956年，由印度政府发起，纪念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季先生因此写成《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一文，论证佛在世时，不仅不使用，而且明确禁止比丘们使用梵语来学习佛法，巴利文律藏里讲的 saka nirutti 一句，不是指“佛自己的语言”，也不是指“文法”，而是指“比丘自己的语言”。季先生同时引用了相应的汉译律藏，来证明这一点。对于原始佛教而言，究竟有没有，是不是使用一种确定的语言，是国际印度学和佛教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季先生在德国发表的论文，也涉及到这一问题。1953年，美国著名的梵文学家F. Edgerton出版了他花费数十年之功而编成的两大册巨著《佛教混合梵文语法和词典》。书中提到季先生此前论文中的一些观点，表示不同的意见。季先生在1958年见到这部书，因此又写成《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为自己的看法再做论证。1981年，季先生重访德国，见到一些德国出版的新书，其中有1976年在哥廷根召开的一个专门讨论 “最古佛教传承的语言”研讨会的论文集。季先生在读了与会者们发表的全部论文以后，颇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于是又写成《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这一篇文章，篇幅大大超过前面两篇同一标题的论文，更完整地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三篇文章，加上另一篇《中世纪印度雅利安语二题》，合成一册，总题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在1985年单独出版成书。这本书，是国内这类著作中唯一的一种，但是却表现了中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最高水平。对于季先生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也许了解不多，但国外学术界却十分注意。举一个例，在荷兰出版的一种国际学术杂志《印度伊朗学学刊》1995年的2、3两期合刊号，是祝贺“巴利圣典会”（Pali Text Society）当时的主席、剑桥大学教授K. R. Norman生日的专号，第一篇文章，便是伦敦大学的T. H. Barret教授撰写的《季羡林论佛教最初的语言》，专门介绍季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国和印度国家间关系不错，文化交流很多。中国和印度都有一些学者致力于中印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季先生是其中之一。中印之间，有文字记载两千多年历史中，有无数的交往，从表面看，是中国从印度学来的东西多，印度从中国学去的东西少，因此，曾经有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是“单通道”（one-way traffic）。季先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中印之间两、三千年友好的关系，有很多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互相渗透。为了说明他的看法，季先生先后撰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历史研究》，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以及《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几篇文章，说明中印之间不是“单通道”，而是“双通道”（two-way traffic）。造纸和养蚕缫丝的技术，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最伟大最重要的贡献之中的两项，研究纸和造纸技术的西传，丝和丝绸在古代物质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和作用，牵涉的范围很广，其实不限于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不言而喻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样的性质研究，还有季先生着手多年，在九十年代末才基本完成的对古代制糖术历史的研究。这一题目，不仅涉及到中国、印度、还涉及到波斯，甚至阿拉伯、埃及和东南亚。通过人类生活中最常见的糖和制造糖的技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在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不断提高、发展的一部复杂而有趣的历史，季先生想说明，不管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是需要互相学习，而又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季先生为此最后写成一部题名《糖史》的几十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季先生在写书之时，他的眼光，既注意到中国的物质文化史，更注意到古代各个文明之间物质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交流。这样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不多见。 在从事上面讲到的几个方面的研究的同时，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季先生还把印度最著名的几种古典梵文作品《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译成了汉文。七十年代中前期，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安排在北大学生宿舍看门，中间他偷空悄悄地将总共将近两万颂诗的印度古典长诗《罗摩衍那》全部译成汉文。“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八十年代，《罗摩衍那》得到出版的机会，陆续印出，宏篇巨制，一共七篇八册。《罗摩衍那》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史诗，可是，印度语言以外真正的全译本，只有英文和中文两种。季先生的翻译，使用的也是诗体。“十车翻蚁垤，百国追彦琮”，《罗摩衍那》翻译的完成，在中国已有两千年传统的梵学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话，实在值得大大标举。但季先生又不仅限于简单的翻译，他同时就印度古典文学以及近代印度的诗圣泰戈尔的生平和作品，写了许多文章，包括像《（罗摩衍那）初探》这样的专著。国内研究印度文学，这些文章和书，都不可不参考。季先生这方面的研究，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不只是就印度文学论印度文学，很多时候是将印度文学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作纵和横的对比。这些研究，在中印之间、中西之间，说是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更合适。季先生在这方面发表过不少文章。更重要的是，他有关比较文学研究的意见，非常精到。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季先生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主要收入的就是这一类的文章。 佛教语言和文献研究是季先生最早的本行，在有新材料和新机会的时候，季先生总是有所成就。1986年，季先生撰写有一篇长文：《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这篇文章中，先生通过对文献本身以及其语言的分析，对大乘佛教的起源、阶段的划分、般若类经典的来源等提出了自己的新的看法。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先生也撰有一系列文章，最主要的有：《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1965）；《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1981）；《论释迦牟尼》（1981）；《商人与佛教》（1985）；《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1987）。这些文章，有的很长，如《商人与佛教》，长达将近十万字，都表达了先生对佛教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见解和看法，新见叠出，大多是发前人所未发。很长一段时间来，季先生就有一个想法，希望从新的角度撰写一部新的《印度佛教史》，可惜最终未能实现。 中国唐代高僧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是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少有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望的一部名著。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从十九世纪开始，便开始翻译和研究，并利用书中的材料，在中亚和印度的考古、历史、语言研究方面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遗憾的是，作为玄奘的同胞，中国学术界对这部书，过去虽然也有人作过一些零星的工作，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整体的研究尚付厥如。北京大学的向达先生曾经积极创议由中国学者重新整理这部书，可惜后来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实现，其间向先生自己也不幸去世。“文化大革命”后，工作重新开始，由中华书局组织一批学者，季先生总负其责。1985年，工作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正式出版，原文、前言、注释等加在一起，约六十三万字，集合众力，可说是国内当时西域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校注工作中，季先生审阅初稿，进行修改，还亲自改写了不少注释条目。前言《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由他独自撰成，长达十万字，实际是一篇全面论述《大唐西域记》学术价值及其所涉及问题的长篇论文。这部书出版以后，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在国内先后获得一系列的大奖，但季先生觉得，这还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他希望能够重新组织学者，把对这部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在他生前没有能够实现。 1998年，季先生在德国出版了一部专著《中国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ñaka of the Xingjiang Museum, China）。这是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接受新疆文物主管部门的委托，释读和研究在新疆吐鲁番新发现的吐火罗语 A（焉耆语）的《弥勒会见记》的成果，是季先生作为中国学者在吐火罗语研究方面的一大新贡献，其间也得到德国和法国学者的协助。通过新的研究，季先生不仅进一步说明吐火罗语在汉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而且找出了吐火罗语中来自汉语的词汇的例证，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双向现象。作为剧本的《弥勒会见记》，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则是中国戏剧史研究中前此从未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对此季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们可以看到，季先生研究梵文，研究印度，研究佛教，在处理这所有相关的问题时，季先生都有一种中国的意识和中国的眼光。谈到自己对佛教的研究，季先生写道：“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传入中国，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改变、渗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1] 季先生所做的研究，他所想解决的问题，大多就是从这一点考虑出发。 六十多年来，季羡林先生以实际的研究成就，为中国的东方研究在国际上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不仅如此，他在主持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时候，身体力行，创设多种东方语言的教学项目，同时不遗余力地倡导东方学的研究，直至去世。多年来，为在中国开展印度学、中亚学、比较文学、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他参与建立相关的学会，组织学术会议，为此付出了大量心力。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到了今天，中国的这些学科在国际上终于能够取得自己的一定的地位，这一切离不开季羡林先生。就梵学、印度学以及东方学的研究而言，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上，如果说季羡林先生取得了最大的成就，有最大的贡献，这一点，我想没有人能够否认。但同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的是，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季先生实际上也做出了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没有人能够代替的重要贡献。季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巨大功绩，将永远被人记住。 从研究印度和中亚语言开始，关注中印、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为中国文化研究提出新问题，取径不落窠臼，时时有新意，是季先生研究的一大特点。季先生的研究，既具备国际一流的学术水准，又具有中国学者的特点，既有世界性的眼光，又有中国文化的问题意识。他既通解多种外语，在研究中能够使用各类外语的原始资料，同时又能充分利用中国的材料，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由语言而文献、而文学、而历史、而文化，中印皆通、中西皆通，亦印度亦中国，辞章考据，既博且精，由细微而见大节，重考据亦通义理，季羡林先生一生治学的范围和路径，或许可以作如此的总结。 [1] 《佛教与中国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9页。 |
梵学、印度学、东方学与中国文化研究——季羡林先生的治学范围和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