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的当代内涵与现实意义——姜义华教授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讲演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0-11-11浏览次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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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也好,重视先进文化建设也好,重视科学发展也好,说到底,就是一个将人文的发展、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确定为当代价值理性的核心,确定为我们全部发展的最高纲领、终极目标的问题。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指人的物质生活、人的精神生活、人的政治生活、人的社会生活都能在现在已经具备的条件下得到相应的自由发展,并能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使条件不断改善,从而使所有这些方面在新的基础上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展,这便是我们所倡导的“崇文”现时代的真正内涵。

  讲演者小传

  姜义华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复旦大学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代表作有《章太炎思想研究》、《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章炳麟评传》等。

  一、单纯追求GDP会将社会推向两极化

  过分看重GDP,必定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与文化的严重失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至2010年,按GDP计算,中国将会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只相当于日本人均的十分之一,但这毕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于经济建设的指标体系归根结蒂是GDP,是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科学教育发展,实际上也都服务于此。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世界化也都基于GDP增长的需要。人们清楚看到,一些地区,为了迅速获得高GDP,甚至不惜土地、森林、水、矿物等等资源以及各种能源的过度消耗,不惜牺牲整个自然环境乃至人文环境。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么做,已严重制约和威胁到中国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一个无情事实,就是中国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人均占有量,本来就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值的40%,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四分之一,石油、天然气占有储量不到世界平均值的7%和4.5%。而我们的消耗却通常要高出世界平均值好几倍甚至十几倍。我们如果不知格外珍惜,我们虽赢得了现今的发展,却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愧对世界,愧对后人。

  过分看重GDP,还导致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于那些在GDP产出中处于弱势的经济部门,常常使之严重滞后,从而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对于那些和GDP增长没有短期、明显、直接效应的社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更常常被严重忽视。这又必定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与文化的严重失衡。

  这样,和GDP高速增长相伴而来的,便必然不仅是日益严重的农业危机、能源危机、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危机、生态环境危机,包括金融危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GDP崇拜,会引导人们去追逐利益最大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和利欲的这种无节制的恶性膨胀相应的是物欲的极度恶性膨胀。而这两者,必定会将社会直接推向两极化。

  由于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工作的中心、重心都是经济发展,考核他们的政绩,最主要的指标又是GDP的增长,其结果,势必会严重削弱政府在其他公共事务方面所应承担的职责。尤为令人痛恶的,是基于对利益的疯狂追逐,加上物欲无所不在的浸淫,权力本身必定会被严重腐蚀,形成大范围的权力寻租,以及权力越位、权力膨胀。结果,权力便成为不受社会监督、社会有效制约制衡的无限权力,成为拒绝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自我封闭的绝对权力。

  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中国大一统国家得以重建并稳定,但导致人民生活的普遍贫困化。第二个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它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邓小平同志提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这两个文明要一齐抓,江泽民同志提出包涵代表先进文化在内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同步发展,都是为了矫正单纯以GDP为中心所产生的各项弊端。毫无疑问,它们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也好,重视先进文化建设也好,重视科学发展也好,说到底,就是一个将人文的发展、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确定为当代价值理性的核心,确定为我们全部发展的最高纲领、终极目标的问题。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指人的物质生活、人的精神生活、人的政治生活、人的社会生活都能在现在已经具备的条件下得到相应的自由发展,并能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使条件不断改善,从而使所有这些方面在新的基础上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展,这便是我们所倡导的“崇文”现时代的真正内涵。

  二、以人为本是中化文明的根柢所在

  以人为本,可以说,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连绵不绝、生命力极为顽强的根柢之所在。

  以人为本,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以人为本,可以说,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连绵不绝、生命力极为顽强的根柢之所在。在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现实的奋斗目标的今天,对中华民族这一优秀的历史遗产进行反思与总结,认真地继承和发扬这一优秀的历史传统,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以在中华文明发展中产生过极为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儒家而论,它就一贯旗帜鲜明地主张“人为贵”。《诗经·蒸民》中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郭店简·语丛一》中说:“夫天生百物,人为贵。”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中更感叹说:“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人何其贵者1但儒家并没有将所有的人复杂的人生概念化、简单化。他们的基本看法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人生境界,同一个人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也会有不同的人生境界。

  儒家认为,就人性而言,人最初与动物并无根本区别。《孟子·告子》中说:“食、色,性也。”《荀子·性恶》中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礼记·礼运》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的自然之性,其实,更多的成分就是人身上所保留的动物性。《孟子·滕文公》中便直言不讳地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离娄》中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公孙丑》中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梁惠王》更直斥那些为富不仁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儒家认为,人性高于动物性。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具有人文修养,能够知道自我节制,知道人只能在社会存在中生存,在社会存在中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乐论》中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欲。”义与利,道与欲,二者并非零和关系,但何者为主,何者为次,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将人性与兽性明显区别开来。《论语·阳货》中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荀子·荣辱》中说:“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这里则进一步强调了人们必须非常慎重地考虑自己将沿着什么道路、选择什么方法去争取荣誉和利益,是选择人道,还是选择兽道,不同的抉择会使人生得到完全不同的结局。《论语·公冶长》中提出:“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行己,事上,养民,使民,这四个方面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代表了人的社会性主要组成部分。对己,对人,对上,对下,怎样以义制利,以道制欲,孔子所提出的基本要求,难道对今人就没有任何启迪意义么?

  中国历来在人生价值或人生境界方面另一最有影响的思想源流,自然是道家。道家同样反对沉迷于物欲。《老子》第12章那段名言已为人们所熟知,这就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正基于此,《老子》第3章方才激愤地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于今,当举国人民都在为全面实现小康目标而努力奋斗时,有那么一些人,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将国有资产变为自己私人所有,或者为了牟取一己私利,不惜伤天害理地作伪制劣,坑害他人。他们肆无忌惮地盘剥劳动者,不择手段地聚敛大量财富,过着荒淫靡烂的生活。这些人,将野兽们的丛林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对照一下先贤们的论述,他们究竟是兽,还是人?他们的人生,价值究竟在哪里?这难道不值得每一个人都深深地去思索吗?

  三、更高的人生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它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追求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使人的存在及其价值不断得到提升。

  以义制利,以道制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是人能体现自身价值的第一步。它可使人区别于并高于野兽。但中华民族的崇尚文明,崇尚人文,决不仅局限于此,它还有更高的要求,它引导着人们去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境界,去不断提升人的存在的伟大价值。

  以儒家而论,说得最多的,自然是君子与小人之别。《礼记·儒行》中专门列举了君子应具备的品格。他们坚守仁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他们为人正派:“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心系民众疾苦:“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他们决不固步自封,自始至终不懈努力前行:“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记·杂记下》还特别指出:“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背焉,君子耻之。”凡此,就是期待君子成为中华传统文明下全社会践行德性的表率,君子之道成为全社会文化认同的最高标准:“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礼记·中庸》)

  儒家认为,于君子之上,还有更高的人生境界,这就是所谓贤人及圣人。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有孔子比较三者的著名论述。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买;仁义在己,而不害不志;闻志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君子犹然如将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谓君子矣。”君子是自我要求极严。而贤人的特征,则是真正做到全心全意服务于社会和大众:“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至于圣人,则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娶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霓,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则可谓圣人矣。”深刻地了解了宇宙万事万物和人类社会变化的客观规律,并能非常熟练地根据瞬息万变的实际情况,判断是非,决定取舍,这是进入了真正的自由境界,这才配被称之为圣人。贤人,圣人,并非可望而不可即,他们方才是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的最高体现。

  道家曾将人生概括为七种境界: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民。他们的差异,同样基于具有很不相同的人文追求。《庄子·天下》中就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決,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以蕃息畜藏为意,老弱孤寡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庄子·刻意》中谈到天人、圣人时说:“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无不有。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在中国民众中有着很大影响的佛教,其人生境界观或人生价值论,所重视的同样是人自身的觉悟。

  佛教将众生境界分为十种:四圣,是为佛、菩萨、缘觉、声闻;六凡,是为天、人、阿修罗、畜牲、饿鬼、地狱。佛教原本就是无神论。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人身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而成。人的痛苦基于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娶有、生、老死,十二支依次缘起。人因贪耽于种种世俗的欲望与享受,而在业报中不断轮回。《大涅槃经》中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如何方能成佛?修持菩萨行,这就是《金刚经》中所说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能不能成佛的关键就在能不能觉悟。《六祖坛经·般若品》说的很明白:“前念迷,即凡夫;后念觉,即佛。”“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性不同,所以有智有愚。”《六祖坛经·决疑品》中也说:“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决,即是佛。”

  所有这些先贤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清楚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它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追求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使人的存在及其价值不断得到提升。在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由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抚育长大的当代中国人,正在追求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当代中国人,难道能够漠视这一极其珍贵的遗产,而放弃对于人生境界的更高追求,甘做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么?

  四、努力追求人生的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

  今天,应当特别关注如何通过不断提升人的人生境界,提高人的生存价值,使人生从无意义到有意义,从有小意义到有大意义。

  于此可见,中华文明在人生境界上的基本特征就是,它坚持以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为本位,而不像西方基督教那样以上帝为本位,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不断向上帝赎罪。中华文明一贯对声色犬马等世俗欲求,对人身上仍存留的兽性,都非常惊醒,非常警惕;都特别注意区分为物欲、情欲所支配的人,有理想追求与较高道德品质的人,以及为社会公平、和谐及正义而不断努力、不断奋斗的人,尤其是那些深切了解天地与人类社会变迁之道而达到完全自由境界的人。都承认不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生境界,即使同一个人,也会有不同的人生境界,而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则是人自己是否对此有真正的觉悟。

  今天,在认真研究如何通过“崇文”,即崇尚文明、崇尚文化、崇尚人文,以推动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时,应当特别关注如何通过不断提升人的人生境界,提高人的生存价值,使人生从无意义到有意义,从有小意义到有大意义。

  冯友兰《新原人》,将人生境界分成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认为,人即使在原始状态,只要他是社会的人,就必然会有道德,要讲功利。人生境界,与其这样划分,不如根据人自身对人生境界的觉悟程度以及所实际达到的水准,分做以下四个层次:一、局限于“物我”的人生境界,指的是人们纯为食、色等物欲所主宰、所左右,甚至完全为丛林法则所主宰、所左右;二、更多追求“精神之我”的人生境界,指的是人们已能不为物欲所困,而更热心于追求知识,讲求审美,忠于情感,磨练意志,以求得精神上的升华与满足;三、更加关注“人我”或“大我”即社会所有之“我”的人生境界,指的是更多关注他人,关注“人民大众”,真正做到“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49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人人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四、达到“忘我”与“无我”程度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将所有“小我”及整个“大我”,都置于宇宙和人类运行变迁的“大道”之中,无私,无执,达到人身心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我们今天应当大力提倡人们要自觉地超越第一种人生境界,也不满足于第二种人生境界,而努力追求第三种和第四种人生境界。尤其是处在领导岗位上的各级领导者,更应当将第三种和第四种人生境界作为自己做人的理所当然的自觉追求。基于这样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人们知识的传授、积累、更新与创造,就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是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全面的需要。基于这样的人生境界的追求,除了重视人的知性生活、知性世界外,还要认真关注人的情感生活、情感世界,人的德性生活、德性世界,关注比人的物质生活、知性生活、情感生活更高的意志生活、意志世界,关注人所拥有的崇高理想,人对于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只关注物质生活的发展,有片面性;精神生活中,只关注知识水准的提高,只关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水准的提高,将人文的发展、艺术的发展、信仰和意志的发展,都从属于经济建设或政治秩序,同样有片面性。人文的发展,艺术的发展,信仰和意志的发展,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以人为本”,以人性去压倒兽性,以高尚的人生境界取代低俗、庸俗的人生境界,人们方才可能以高度的自觉,去推进工业化进程与生态化的结合,城镇化进程与人性化的结合,市场化进程与社会公平化的结合,世界化进程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的结合。人们也方才有可能,努力使经济高速成长和积极推进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密相结合,努力处理好整个国家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东部中部和西部、汉族和所有其他各民族由于彼此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使我们的社会真正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健康、和谐、持续地进步。

  我以为,这就是“崇文”的当代内涵与现实意义。

  (此文为作者在“敬老崇文与现代社会”论坛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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