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勇教授在兰州大学的讲演：管理学本土化与东方管理学

 

　　要真正进行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基本前提就是要对中华文化有充分认识，包括对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的认识。没有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认识，就谈不上研究本土化管理，因为本土化并非生硬地将西方的东西借过来或搬过来，而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在管理领域有基本的内化。目前中国的管理学院给学生开设中华文化相关课程的实属凤毛麟角，只有很少一部分院校与学者认识到中华文化与人文传统对管理学科各类学生的重要性。在“管理学本土化”发展进程中，迫切需要从文化层面的高度认识诸多管理中的现象，找到其文化根源，为理论指导建立相应的深度和正确视角。
　　
　　讲演者小传
　　
　　苏勇
　　
　　博士、教授，企业管理专业、东方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筹）负责人。兼任上海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研究领域为：企业组织发展与管理文化、东方管理等。出版《现代组织行为学》、《当代西方管理学流派》等20余部著作，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国家、省部级以及企业委托项目。曾荣获“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东方讲坛最受欢迎的十大讲师”、“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等称号。获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等。
　　
　　一、中国“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管理科学正处于从跟踪、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关键时期，创建并繁荣中国气派的管理学，是管理学科研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对于管理问题曾经有过一段精辟论述：“管理是关于人类的管理，其任务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协调配合，扬长避短，实现最大的集体效益……因为管理涉及人们在共同事业中的整合问题，所以它是被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管理者所做的工作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却千差万别。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管理者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就是，如何发现和确定本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中哪些内容可以用来构建管理，确定管理方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学术界和实业界日益重视并鼓励在中国背景下进行本土化管理研究。我国的管理科学正处于从跟踪、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关键时期，在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管理理论，深入而广泛地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探讨，创建并繁荣中国气派的管理学，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是管理学科研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任务。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在促进管理学本土化进程中，一直在不断努力和摸索。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从1997年起便每年召开“东方管理学研讨会”，并多次在日本、韩国、德国以及在中国上海等地由世界管理学联盟（IFSAM）主持召开的“世界管理学大会”上，呼吁要创建基于东方文化的东方管理学和中国管理学，获得了中外学者的积极回应。
　　
　　管理学本土化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其必要性，即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企业管理中涌现出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对于长期以来处于西方管理学绝对话语权语境下的管理学提出挑战，管理学理论体系迫切需要创新。而在实践上，基于文化情境的差异，中国企业也迫切需要更贴近中国实际的管理学理论指导。因此，海内外中国学者都意识到建立中国的管理学体系和推进“管理学本土化”进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什么是中国“管理学本土化”
　　
　　现有的管理学难以有效分析东方背景下各类人群的心理与行为，自然也难以有效解决我国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从外衍性管理学向本土化管理学迈进
　　
　　1986年，国际学术界出现了indigenization一词，意即“本土化”。有学者将“本土化”分为两种，即内生性本土化(endogenousindigenization)与外衍性本土化(exogenousindigenization)。前者是一种发自于内的本土化，其动力是内在的自发性要求；后者是一种发自于外的本土化，是受外力推动的本土化进程。所谓“本土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现有理论框架、但所研究对象具有本土特色的具体化内容，包括最高程度的情境化研究，或者是从特殊情境下的现象中总结出新的理论。本土化研究关注本土情境下的新颖问题、或者现有理论框架下未被关注的本土情境下的熟悉问题。
　　
　　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走过了30多年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偏重于学习和运用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概念、方法与工具，进而对我国的各种管理现象进行诠释。在西方管理学界强势的话语权威下，非西方国家学者的研究观念与方式受到严重局限，极难进入主流。当今世界管理学界，只有美欧的管理学才算得上是本土管理学，也就是内生性管理学，非西方国家照搬美欧的理论、概念、方法与工具的管理学，其实质是一种外衍性管理学，并非本土管理学。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这种外衍性管理学所提供的知识，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生活、人的心理状况及企业管理实践存在脱节现象。现有的管理学难以有效分析东方背景下各类人群的心理与行为，自然也难以有效解决我国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推动企业管理水平提升，我们必须从外衍性管理学向本土化管理学迈进。
　　
　　“管理学本土化”，是指在当今的管理学研究中，在不忽略西方管理学方法的前提下，避免不加批判、食洋不化地套用国外的理论、概念、方法及工具，并且从本国的管理现实出发，逐渐建立起中国本土的管理学理论及相关方法，使管理科学能更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文化和历史传统，并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管理实践。
　　
　　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的研究主体包括管理学者和管理活动实践者。获得管理真实性的最好途径，是研究者一定程度地参与组织流程。简单的、“蜻蜓点水”式的调查在获得组织真实性方面不可能有效，因为这一过程会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也因为研究者同组织接触的深度有限而受到一定限制。
　　
　　管理研究的实质要求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研究者两方面都要付出创造性劳动。管理实践者群体需要认识到，“行”胜于“知”，他们所做的一切要比他们经常强调的具有更大的价值。同样，管理研究群体也要认识到，纯科学模式在管理领域并不适用，因为管理研究的核心是对实践的理解、诠释和凝练，管理研究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活动，在相当程度上，管理学理论是针对某种情境的局部性理论，而只有少量经过长期和大量实践检验的理论，才能成为某种普适性理论。
　　
　　科学的本质是为了创造出关于研究对象新的规律性知识，以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所不断生发出来的新现象，而不是推广某一具体理论或者学科。如果一项研究仅仅解释现象而不能预测趋势，这个研究很可能仅仅停留在讲故事的层次；而如果一项研究不能解释现象而只是做预测，这个研究最多不过是运用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不是推进科学研究。一般来讲，由于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如此之多，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相比，其预测成功的程度没有那么高，其所运用的模型可能会帮助我们识别个人或群体面临的各种不同选择，但预测出他们将来采取哪种选择的概率都很低。
　　
　　对于实证研究，胡适先生曾提出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而，反观当今中国管理学界的一些实证研究，并没有把“小心求证”作为实证研究的精华而给予足够重视。实证研究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不应该片面局限于问卷调查和统计。在某种情况下，基于行为介入和非行为介入研究之间的真正区别是研究者在说明结果时所作的选择，而不是研究方案自身。人们在不同的研究方案、资料收集或分析方法的细节中可以察觉到，真正实质性的差别来自于研究者的意图，而不是来自于研究方案或调查现象的性质。研究者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数据的采集和具体方法的运用等）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的发展应该避免强调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而排斥其他研究方法的尝试。
　　
　　三、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现在大多数学者在做管理学研究时，仅仅追求统计数字的匹配，仅仅追求模型的完美，仅仅追求对最新统计软件的运用，而往往忽略了问题背后的意义，忽略了数据背后的事实，忽略了现象背后应该凝练的观点
　　
　　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已经探索多年，有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也存在诸多问题：
　　
　　1、研究者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不足
　　
　　要真正进行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基本前提就是要对中华文化有充分认识，包括对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的认识。没有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认识，就谈不上研究本土化管理，因为本土化并非生硬地将西方的东西借过来或搬过来，而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在管理领域有基本的内化。目前中国的管理学院给学生开设中华文化相关课程的实属凤毛麟角，只有很少一部分院校与学者认识到中华文化与人文传统对管理学科各类学生的重要性。在“管理学本土化”发展进程中，迫切需要从文化层面的高度认识诸多管理中的现象，找到其文化根源，为理论指导建立相应的深度和正确视角。
　　
　　2、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意义认识不足
　　
　　要真正进行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研究者需要有扎实基本功。这种研究能力不单是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能力，同时也包括了研究者对文献的分析能力、对概念的界定能力以及对命题的建立能力等。开展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需要研究者掌握很强的质化和量化的研究方法。但是，现在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将质化和量化的方法一起应用于“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很多的年轻博士生在做研究时，仅仅追求统计数字的匹配，仅仅追求模型的完美，仅仅追求对最新统计软件的运用，而往往忽略了问题背后的意义，忽略了数据背后的事实，忽略了现象背后应该凝练的观点，未能很好地做到方法为研究目的服务。
　　
　　3、研究者倾向于从理论出发而不是从解决管理现实问题出发
　　
　　一些研究者在寻找研究题目时总是唯国外最新期刊“马首是瞻”，不管其是否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就一头扎进去。许多研究是沿用外国的理论模式，将外国的测量工具译成本国文字，以本国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从事“复制型”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看似以中国为样本，但实际是为了检验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对中国的“管理学本土化”建设意义不大。要真正开展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研究者需要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深刻思考中国企业在各种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尝试从理论上找出解决方案。
　　
　　4、研究者存在急功近利倾向
　　
　　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是一项艰苦且高难度的工作。尤其是在建立符合中国管理活动现实的理论和概念时，必须运用质性方法才能对问题加以深刻认识。由于质性研究不像量化研究那样有明确的程序与路径可循，开始时做起来头绪纷繁，所获得的材料比较庞杂，分析材料比较费时；而且最后论文的写作技巧，也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和体现，这对于部分习惯于量化研究、习惯于逻辑实证研究的研究者而言，困难很大。这种情况的出现，使一些研究者放弃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而去做一些研究路径比较固定、研究范式较为清晰、发表论文较为快速、同时更能获得国际期刊编辑青睐的研究题目。这其实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理论建构如此之少的原因之一。
　　
　　四、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展望及“东方管理学”构想
　　
　　既然管理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那么，我们更有必要从东方文化价值体系出发来研究各种管理活动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为东方管理学构建实践的基础
　　
　　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必须改变下列现象，即：运用美国人发明的理论，去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用美国人的语言，写出符合美国人评价标准的论文，在美国杂志上发表。实践证明，过去被我们奉为经典、管理学各专业教师在课堂上几乎都用来作为成功案例从各个角度反复推介的西方企业，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美林证券、花旗银行等曾经有着耀人光环的公司，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纷纷落马，有的甚至面临破产，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些名声如雷贯耳的企业，无不是完全按照所谓西方最标准、最经典的管理学理论来进行管理的，被认为是西方企业的样板，其管理模式曾经被全球众多企业争相仿效。但如今这些公司遭受灭顶之灾的现实，也非常清晰地证明：西方管理学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并不能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所有问题。
　　
　　2006年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联合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主持了《中国式管理科学基础研究》的研究项目，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对中国成功企业管理实践进行总结和理论提升，研究其成功之道，推动中国企业管理的创新，并为当代管理学理论的发展贡献新知。该研究对中国企业成功之道所提出的第一点发现，就是“中”的管理思想，就是实用理性的辩证智慧。该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神，通过社会文化而嵌入，历久弥新，深入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内心深处，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决策方式和思维框架。
　　
　　因此，实践证明，当代管理学，必然不可能是西方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而直接和西方管理学相对应的，自然就是东方管理学。东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社会特点的管理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管理理论。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用东方社会文化视角分析现有的管理学理论
　　
　　按照目前管理学中约定俗成的说法，这里的管理学理论是指自泰罗“科学管理理论”问世以来的所有西方管理学理论。这些理论虽然经过了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的筛选和西方企业管理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有着较高的科学性和实践效果，理论的表现形式也较为完善，但是用东方社会文化视角来加以分析，这些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严密性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2、探讨现有西方管理学理论在东方社会和企业中的应用效果
　　
　　东西方管理学并非互相排斥的。但即使西方管理学理论在西方企业中的应用收到了良好效果，其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能很好地被吸收到东方管理学体系中来，成为东方管理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仍然是有待研究的问题。这也正是东方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3、研究东方国家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
　　
　　当前管理学界已有这方面的不少研究成果。早在“东方管理学”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就有学者针对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概括出日本企业的一些管理特点。也有学者根据对海外华商的研究，提出华商在经营中注重“亲缘、地缘、神缘、业缘、文缘”的“五缘文化”管理模式。这些规律、特点和模式的概括，虽然还可能略显粗糙，有的也未完全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但都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东方国家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为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做了十分必要的前期工作。下一步的研究，主要就是用规范科学的方法将其理论化。
　　
　　4、研究东方文化价值体系下对管理活动的认知和判断
　　
　　管理活动无论是内部的人力资源、组织行为、质量控制、运营管理，还是外部的投融资、营销管理，东西方文化因为价值体系的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于同样的管理活动和行为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而管理的实践效果，取决于管理者的实践创造和被管理者的接受程度。处于东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于这些管理活动的认知，将直接影响管理的成效和企业的发展。而作为管理学研究者来说，既然我们认为管理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那么,我们更有必要从东方文化价值体系出发来研究各种管理活动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为东方管理学构建实践的基矗
　　
　　5、研究东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异同和融合
　　
　　东西方管理思想并非截然不同。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东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很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现象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管理思想和理论同样存在着某种共同性。在东方管理学研究中，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认真分析研究东西方管理理论的异同，探索东西方管理理论的融合之道，是东方管理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6、建构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
　　
　　西方管理学自“管理学之父”泰罗提出“科学管理理论”迄今，约有百年的历史，构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管理学体系，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学科的框架、学说、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而东方各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普遍不长，规范意义上的企业历史大多也较短，因而至今为止还未能形成一套理论系统、逻辑严密、行之有效的管理学体系，许多东方企业至今还停留在经验管理阶段，即便是采用西方管理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许多也不完全适用。在当前情境下，建构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无论是从管理学科全面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东方企业管理实践需要的角度，都十分迫切。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等提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东方管理核心思想，西安交通大学席酉民教授等提出的“和谐管理”理论体系，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提出的“C理论”等，都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但这些研究对于建构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而言还远远不够，因此有待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努力。
　　
　　管理学科的繁荣需要多视角的研究。管理学的发展，诚如生物多样性那样，只有打破西方管理学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才能获得健康成长。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企业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也迫切需要更加契合中国企业实际的管理学理论引领。我们要以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真思考和探讨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建构更适合中国和东方社会经济、东方企业发展的管理学体系。
　　
　　（本文为讲演者在第三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